当历史的车轮滚滚碾过后，世人无法看到简单地重复的历史画面，却总是能发现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110年过去了,北京菜市口戊戌六君子的血痕已经无际可寻,代之的是川流不息的人群、高楼林立的繁华。然而，戊戌六君子誓死变法、为民请命的凛然正气却始终在北京的上空弥漫，他们不怕牺牲的变革精神永远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多少冤魂离红尘，多少志士步后尘。今天，网商六代表为了维护网商的利益在北京奔走呼号，与110年前的戊戌六君子确有诸多相似之处。
110多年前，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改良生产技术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从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也愈来愈强烈。戊戌变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其新政涵盖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
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词汇之时，国家整体层面的改革创新成为上下的共同选择。按说，戊戌六君子产生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然而，在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网络等新型冲突之中，在某些方面仍然不乏变革的呼请之声，仍然呼唤勇于变革、适应时代要求的仁人志士。网商六代表呼吁北京网店新规听证的申请可谓是网络时代的“变法”行动。
快速发展的网络，让电子商务成为人们消费、就业的新宠。当工商管理部门的管理理念、手段还未需要网络时代的要求之时，电子商务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传统工商管理的惯性思维支配下，网店新规匆匆出炉，其初衷虽好，但其结果却坏：扼杀制电子商务发展、掐死普通百姓创业梦想。都市醉侠、窗花等网商就是那些试图在 网上就业创业养家糊口的代表。她们为民请命、试图改变落后于时代的“新规”、让有关部门植入新理念的不屈努力同戊戌六君子如出一辙。
戊戌六君子将永载史册，网商六代表注定不会（她们也不想）有如此殊荣，但她们为百万网商所做出的努力，定然会在网上广泛流传、让网民永存感激之情。是否功过总是由后人评说，戊戌六君子现在看来是英雄但当时是被视为异己而被屠杀的，网商六代表在时下某些管理部门人的眼里也只是“刁民”罢了，她们的光芒只会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下才能放射出来。可以预期的是，将来的某一天，某些部门将会为自己的愚昧管理政策而黯然神伤。
时代不同了，历史的相似也会演绎着显著的差异。比较网商六代表与戊戌六君子，我们能够发现两者的共通之中其实也有诸多不同：
一是上书的目的不同。戊戌六君子呼请改变的是有关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呼吁上下要从愚忠兴国、闭关锁国实现到科技兴国、西体中用的转变。而网商六代表的这几名弱女子则没有如此政治野心，只是在现有大的政策法规许可前提下，呼请改变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网店新规制订程序，呼吁的只是有关部门要摒弃官本位、树立民本位的管理理念变革。
二是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不同。戊戌六君子是几介书生，代表的是社会精英阶层，他们大都有一官半职，特别是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当时政府的高官。而网商六代表只是几名弱女子，她们代表的是社会平民阶层或者社会弱势群体，她们的声音远没有戊戌六君子那样令人关注和重视。假如网商六代要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恐怕工商部门早就接受了她们的申请书。
三是上书的形式不同。戊戌六君子洋洋洒洒，写的是万言书，而网商六代表则写的只是千字文。昔日戊戌六君子为了发动社会参与，只能通过逐一上门的方式请人签名，而且集中上书时还要用公车接送，因此也称“公车上书”。网商六代表没有戊戌六君子的地位，没有自己的公车，只有靠自掏腰包，乘出租车上书了。不过，比戊戌六君子幸运的是，网商六代表能够运用网络集纳百万网商的意见，运用博客、论坛等新形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四是获得支持的程度不同。戊戌六君子公车上书，得到了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甚至光绪皇帝的大力支持。而网商六代表的意见虽然得到了权威专家学者的认同，但始终得不到工商管理部门的支持，北京工商部门不支持，国家工商总局的负责人也不支持，甚至还放话出来要在全国推广。这在注定网商六代表上书的过程将会很难，百日之内不会有什么反应。
五是最终的结果不同。在政治开明、依法治国，和谐社会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网商六代表不违法、不违规，只是在理性反应自己的诉求，绝不会落到戊戌六君子那样人头落地的流血下场。但在网店新规出台之后舆情强烈的形势下，网商六代表的呼请仍未有丝丝回应。这将意味着网商六代表流汗又流泪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