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成功发送世界上第一条短信的英国人帕普沃思一定不会想到，这项富有创意的发明有朝一日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不止一项调查显示，与其他“手机大国”的民众相比，中国人更喜爱收发短信。登陆“谷歌”搜索引擎，输入“短信”二字，有超过1亿个网页等你点击。时髦的iPhone手机初入中国，因为没有短信转发及群发功能，一度遭“拇指族”抱怨。
中国人为何爱发短信？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一度对此不解。他的中国下属告诉他，“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含蓄交流方式”。不过，这只是短信风靡的理由之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国人使用手机短信的历史其实不到十年。如今，每天有超过10亿条短信在中国上空飞来飞去。心理学家认为，短信让内向害羞、不善言辞的中国人更爱“说话”了。
2000年前后，一次花费仅5分至1角人民币的短信业务一出现，就被认定是“最快、最省钱的通讯方式”。省钱之余，短信的字里行间，释放出中国民众的喜怒哀乐。
借助短信，中国人为自己喜爱的“超级女声”、“好男儿”加油、投票；中国人在第一时间收到了奥运圣火登上珠穆朗玛、“神七”宇航员漫步太空等经典图像。
当中国股市遭遇寒冬，短信股评纷纷扬扬。一些股民诗兴大发：“涨停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大盘走势，还能牛几年？”，“望沪深两市，跌停莽莽；大小炒家，逃之夭夭”，“熊在吼！牛在逃！庄家在咆哮！”。而当牛市来临，“死了都不卖”的搞笑歌词，变成短信，被人争相转发。
而今，发短信成为一种年节礼俗，与吃年夜饭、看春晚，并列中国人的“春节三大事”。2008年春节，中国内地发送的拜年短信已上探170亿条。
不过，短信对中国百姓而言，并不止于表情达意或增加人情味。看似“无声”的短信，其实“无声胜有声”。
短信里有嬉笑怒骂，更有“官场现形记”。一家境外媒体点评，“戏说官场”位列中国短信分类“前三甲”。
这些官场语录不仅转发率高，往往一针见血，比如“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重视就是标语，落实就是动嘴，验收就是喝醉，检查就是宴会，研究就是扯皮，政绩就是神吹，汇报就是掺水，涨价就是接轨”；又如“打麻将三天五天不累，喝茅台三瓶五瓶不醉，下舞池三夜五夜不睡，干正事三年五年不会” ……半真半假的玩笑，是民众对官场积弊的讽刺，也成为官员反省的一面镜子。
当中国改革步入深层次的攻坚阶段，短信的“超能量”也随之爆发，已不只是读后令人“会心一笑”那么简单。短信与博客、跟帖、网聊等，共同构成一股强大的“新媒体”力量。社会的角角落落都曝光在这所谓的“第五媒体”之下。部分社会学家认为，一种全新的民意表达路径已水到渠成。
2007年，被中国传媒界视为短信力量的“释放年”。这一年，一则群发短信激起厦门PX（对二甲苯）事件“千层浪”。
专家分析，这一指标性案例证明，当传统媒体几近失语、一般言路难以奏效时，以短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异军突起、打破僵局——厦门市民通过网络论坛、电子邮件、QQ群等各种方式，传播和讨论与其利益切身相关的PX项目，手机短信更是发挥了难以置信的重要作用。
从2007年5月下旬开始，厦门百万市民互相转发一条关于PX危害性的短信。一条短信演变为“百万短信”，进而在社会底部自动凝聚起一股强大的民意，最终实现下情上达。尽管厦门事件具有其特殊性，但短信已跃升成为一种不可漠视、必须有所敬畏的民意载体。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官方也开始灵活运用短信衍生的公共效应。“手机新闻报”以彩信形式生动登场；2008年春节，中共江西省省委书记和省长利用短信向全省民众拜年，为抗击冰雪灾害的一线人员加油；几年前，中国某大城市发生路面塌陷，官方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向全市市民群发短信，告知突发情状，以疏导交通。
当然，短信中也不尽是金玉良言，一些群发信息里也有“泥沙俱下”。对于性骚扰、欺诈等“短信污染”，中国的立法、执法部门并非等闲。
可以肯定的是，短信，令中国民众的表达更趋多元，也为公民参与宏观的利益博弈营造了新平台。身处“信息爆炸”时代，走过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人乐于收发短信，而不愿当“鸵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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