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急了！从身在美国时就与胡舒立夜谈——短信交谈了2小时，到回国后两人继续沟通；再到14日下午在杭州就“支付宝股权转让风波”与媒体见面，直言不欢迎“剧作家的评论”。可以看出，这个一向看起来温文尔雅的互联网大佬非常焦虑。
马云有理由急。多年来，他苦心经营两个“帝国”：一个是阿里巴巴，一个是商业教父。他无论走到哪，言必谈创业、责任和契约。可以说，正是遵循这样的商业伦理、商业精神和价值观，才有阿里巴巴的辉煌。
回到“胡马之争”上，即便胡舒立没有站出来，我想同样会有其他人站出来纵议一番。其实，已经有人指责马云转移支付宝之举不光明、不光彩。真相如何，马云清楚，旁观者也清楚。说到底，“胡马之争”的由头是支付宝之争；而支付宝之争，则是一枚多棱镜，既映射出了马云及其团队、雅虎、软银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也照射出了央行在第三方支付牌照上的虽明确却暧昧的立场。
当然，将支付宝纳入自己控制的企业名下后，马云也承认，“这（转移支付宝）是个不完美的过程，但却是唯一正确的决定。”马云之所以说出“唯一正确”，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支付宝之于阿里巴巴的重要性，还因为他对央行政策的把握与吃透。而又称“不完美”，则说明马云也很清楚，转移这一行为本身以及转移的过程受到太多诟病和争议，而转移后，无论是雅虎还是软银都不会善罢甘休。
“胡马之争”的结局如何尚不得而知，但很显然，两者其实存在着最大公约数。其一，都信仰和捍卫契约精神。胡舒立不能容忍“国内外深受尊重、被视为中国企业家标杆人物的马云”不具备契约精神，也不能容忍“中国引以为豪的成功企业阿里巴巴”具有“负示范作用”，“可能直接影响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公司的信任，形成大范围的‘支付宝折扣’”。马云则坚称，“假如没有契约精神我们能走到今天？”这是两者的共识，形成了共识也才能深入交流。事实上，放眼现实，有太多的企业罔顾契约精神，这貌似是企业的软肋，实际上是企业长远发展的致命伤。没有契约精神，或者缺少契约精神，哪怕你曾经多么坚守契约精神，而在发展中有一次践踏契约精神，美誉度都会下降。
其二，都愿意开诚布公。日前，胡舒立表示，“我们前天夜里的交谈，我们能略整理后发表吗？”马云则表示同意，“当然可以发表。”把交流和争执放在桌面上，坦坦荡荡，开诚布公，吸引公众参与和深入讨论，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伦理之一。不做小动作，不泼脏水，不求助权力，这是“胡马之争”带给人们思考的亮点。当我们看到某奶企深夜砸钱，要求媒体撤稿，看到一些竞争对手在网上互相攻讦，甚至雇佣公关公司污蔑对方，就可以知道开诚布公的稀缺和可贵。
其三，都反对拿民族主义说事。但凡见识过娃哈哈与达能之争的人，也许都对宗庆后高扛民族主义大旗、鼓噪国人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做法十分不屑。而在“胡马之争”中我们看到，马云一再强调，“我是娃哈哈事件的最大反对者”，“（转移支付宝）是安全问题而不是民族问题。”而胡舒立也反对将支付宝之争泛政治化。这是两人共识的契合点。其实，不是不能讲民族利益，也不是不能谈国家安全，支付宝尤其能够体现这一点，但是民族的归民族、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这些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必将弄巧成拙。
此外，马云指责胡舒立“在基本事实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评论了”，“不欢迎剧作家的评论”。然而，即便胡舒立未能掌握足够确凿的信息，文章过于尖刻，但需要追问的是，谁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事实上，从马云悄然转移支付宝这一过程来看，遮蔽信息的恰恰是马云，而且受遮蔽的包括雅虎和软银。马云称，“做事的三个原则：一是100%合法；二是100%的透明；三是必须可以让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这三个原则真的得到遵循了吗？
支付宝最后的命运是什么，尚需观察。但“胡马之争”应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胡马之争”并非只是单纯的口舌之争，实际上包含了太多的时代命题，野蛮生长的互联网确实更需要坚守商业伦理、契约精神，确实更需要开诚布公、坦诚交流，也确实更需要遵循法律和基本的游戏规则。有句古诗说的好，“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胡马之争”应寻求更大公约数，回到原点，达成共多的共识，以推动互联网、企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