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来了调查组劳工组织FLA将调查深圳成都工厂情况。这家靠会员企业付费的组织能否给出独立报告令人怀疑
打理一下个人内务，维护一下厂区环境，等等。
这是一名深圳富士康中层员工收到的内部邮件中的内容。
昨天，这名员工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集团上级领导已经下达通知，2月13日起将会有苹果公司指派的第三方劳工组织前来调查，涉及生产工艺和生产安全等。
这家第三方组织即为公平劳工协会(下称“FLA”，Fair Labor Assosiation)。
当天，《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FLA获得的声明显示，该机构于13日开始对富士康深圳工厂进行独立调查。
声明称，鉴于此前有报道披露富士康工厂恶劣的劳工生存环境，FLA决定介入调查。
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新闻发言人刘坤告诉本报记者，FLA在富士康的调研从周一上午开始，已经进行了三天。
刘坤称，富士康方面期望外界对富士康有公正客观的认识，同时，也不屑于对此进行隐藏和粉饰。
根据FLA对本报披露的信息，接下来几周将前往富士康成都厂区。而此前媒体报道的郑州厂区并未列入调查范围。
忐忑还是坦然?
吸引外界目光的不只是富士康。
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批评者试图将FLA拉下道德的高地。
本报记者查阅FLA章程发现，会员公司每年要支付会费和其他适当的费用。
截至发稿时，该机构执行董事洛佩斯(Jorge Perez-Lopez)尚未回复本报记者邮件以回应有关其独立性的质疑。
内部邮件
本周，苹果官网披露，应该公司要求，FLA着手对包括富士康在内的苹果总装供应商展开特殊的志愿性督察。
FLA声明称，上个月，苹果加入FLA，成为会员公司。像所有FLA的会员公司一样，苹果同意其所有供应链遵守FLA的工作行为守则。
守则明确，企业支付薪水不得低于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原则上，每周工作时间不得多于48小时，加班时间不得多于12小时。
刘坤对本报记者表示，富士康作为苹果产品最大的生产商，在苹果公司的安排下，配合做这方面的调研。从富士康角度，积极欢迎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富士康员工进行生产生活的独立评估，也将对富士康未来合理化的建设有所帮助。
刘坤说，FLA的调研从周一上午开始，已经进行了三天，为了保证评估的独立和客观，富士康的职能部门只能配合调研，但富士康方面并不确切知道哪位员工接受了访谈或调查。
当被问及富士康方面是否会提前告知员工，在暂时调整工期、控制言论方面有所应对时，刘坤说，第三方评估对富士康来说不是第一次，但和FLA的接触是首次，期望外界对富士康有公正客观的认识，同时，也不屑于对此进行隐藏和粉饰。
“员工有发言的权利，我们并不避讳员工说富士康存在问题。”刘坤说。
昨天上午，本报记者在富士康位于深圳龙华的园区门口看到，时值午餐交班时段，大批工人外出就餐。
上述富士康员工向本报记者表示，他们收到了集团上级领导发送的一封内部邮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打理一下个人内务，维护一下厂区环境等方面内容。”
另一名在苹果产品主板生产线上的富士康员工告诉本报记者，她们确实听说有劳工组织前来工厂调查，但在厂区里并没有见到他们。
今年，深圳富士康的招聘高潮比返工潮来得更早，农历初八，富士康龙华园区就招聘到5000名新员工，其中多为“80后”、“90后”。
排队应聘的场面堪比苹果门店前的抢购队伍。
围城困惑
招工荒之下的深圳富士康招工热显示，工人已经懂得用脚投票。
刘坤此前表示，2011年，富士康的基本薪资涨到1750元，经过6个月考核期工资可以在2200元以上。
从2月1日开始，深圳市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至1500元。
“高薪”诱惑让一些农民工即使听过“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在应聘时也没有顾忌。
刘坤曾对本报记者表示，富士康的各个园区都有心理咨询中心，每天他都会收到关爱中心发来的短信。
其中一条短信如此写道：“10点多，某某到关爱中心，初步判断为抑郁症待查。”
一名在富士康工作一年多的女孩对本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围城心态。
“进来也后悔，出去也后悔。”她说，“进来刚开始不熟悉环境，有的线长说话不客气，会把我们女孩子骂哭，工作压力大，也挺累的。出去吧，外面的工资还没有富士康多，而且工作更累。”
有请进来的，也有请出去的。
2011年12月，有曾经在富士康成都南区生产六部工作的员工反映富士康“涨薪”出尔反尔。
他向本报记者出示了一份文件《人资会议中员级员工“6+3”试用及考核模式进行修订为“3+3+3”试用及考核模式会议内容》。
文件显示，“依2011年8月16日总裁办会议精神，特对员级员工‘6+3’试用及考核模式进行修订为‘3+3+3’试用及考核模式。”
按照原来实行的“6+3”模式，以深圳工厂员级员工为例，试用期前6个月起薪为1550元，而3+3+3模式则是第一~第三个月，起薪1550元，第四~第六个月1600元~1650元，第七~第九个月1650元~1750元。
这意味着，新考核模式将提高员工的待遇。
上述文件显示，规定自2011年10月1日起生效实施，成都工厂于9月1日起先试行。
该员工表示，这一规定到2011年12月中旬都没有施行。
他称，自己曾到成都工厂人力资源部理论，但此后被辞退。
富士康成都生产基地iPad工厂在2010年10月投产，2011年出货量就突破了2000万台。
有知情人士介绍，为了赶工iPad生产厂房，成都仅用66天时间就建成15万平方米的钢结构厂房，76天时间完成投产，被富士康称为“成都速度”。
独立质疑
与富士康一样，FLA也不缺少争议。
根据FLA官网的描述，该协会是个非营利机构。
1999年，FLA由一些大学、非营利组织以及耐克公司、丽诗加邦公司(Liz Claiborne)等美国服饰公司建立。
自创始至今，FLA已经调查了分布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超过1300家工厂。
FLA会员包括34家公司、近200所大学。
在成立之初，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支持下，FLA的初衷是为了防止不正当竞争，为那些纷纷到中国、孟加拉国等其他国家寻找低成本供应商的公司设置底线。
但在早期，由于对会员过于宽容和保护，FLA遭到了众多劳工组织和反血汗工厂倡导者的批评。
对于此次调查，很多反对者再次提出了对FLA的质疑。
“FLA确实有一些不错的表现，但我们并不认为那足以令其自称为独立调查机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企业的资金运营。”一家由大学支持的工厂监督组织执行总监斯科特·诺瓦(Scott Nova)称。
FLA章程在企业、零售商和供应商加入FLA的准则条目下称，FLA会员企业每年要支付会费。而会费多少则将根据每个会员公司年收入相关的计算公式，由协会董事会决定。
同时，FLA在去年2月发布的《公平劳工和责任来源条例》中也写到，会员公司每年要支付会费和其他适当的费用。
由于该组织只有数十位工作人员，其主要调查工作均采取与其他符合FLA标准的顾问机构合作的形式完成，被称为外部独立监督(Independent External Monitoring)。
根据章程，FLA已经成立了一家全资子公司FLA外部独立监督公司(FLA Independent External Monitoring LLC，FLA IEM，LLC)，用于进行独家外部独立监督。每家会员公司每隔一定的时间都要向FLA IEM，LLC支付费用，用于支付FLA对会员公司工厂进行外部独立调查时产生的费用。
一家反血汗工厂组织国际行动协调人特蕾莎·成(Teresa Cheng)称，此前的一个案例显示，耐克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供应商PT Nikomas已经同意支付95万美元，补偿4500位工人在过去两年中总共60万小时加班费，“如果他们(FLA)的调查足够彻底，这么严重的问题应该被揭露。”
对此洛佩斯称，FLA没有逐一调查每一家公司，耐克公司已经在其供应链上部署了鉴定和纠错体系。
本报记者发现，在FLA的董事会构成中，有六人来自企业界代表，目前其中一人来自耐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