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不断的量化宽松虽然未能根本改善局面，但有赖于完善的商业环境，苹果这样的公司仍然脱颖而出。
iPhone 5上市是过去一周最热门的事件之一，预售时就预订出了200万台，JPMorgan的一份报告说，iPhone 5 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将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带来0.25到0.5个百分点的提振。一切的基础只需要大家去抢购iPhone 5。
iPhone5看起来比QE3(第三次量化宽松)好用多了。伯南克的QE3是无止境的，他说希望看到失业率显著下降，但并不清楚这一工具是否有效。
但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点：和我们的关系都不大。
iPhone大部分组装都是在中国完成的，但《时代周刊》曾经解构iPhone说，假定iPhone买了100元，中国只赚到了其中的10元，50元归美国厂商。
有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全球的iPhone用户都受益于中国的低要素价格，包括低人力成本，极低甚至实际为负的土地价格，几乎为零的环境成本。
不少分析人士说，美国经济是创新驱动，中国呢?价格驱动。尤其在价格因素原本是扭曲的中国市场上，谈创新真是一件难事。
上周发生的另外一件事，阿里云和谷歌安卓之间的争论，我想也能归入创新不足的模型之下。
QE3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也微乎其微。伯南克自己也说不清这个策略是否会见效，因此中国企业家寄希望于QE3拉动美国需求为时尚早;QE3对中国的流动性改善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影响同样难以显现，没有资金会对一个下行的经济体感兴趣，在中国港口堆积如山的原材料面前，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回升也只是笑话。
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说，如果你相信新的iPhone能拉动经济，你就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不管你是否知道这一点。因为你相信增加支出可以渡过难关，而不是减少支出。
QE3的推动者们也是持有类似观点的。
在中国这样的观点更是占据了主导，即使在2008年大规模刺激的后遗症面前，大手笔的刺激变得谨慎，但总体的思路仍未变化。
但iPhone的兴起又清晰地说明了两种经济体的不同，美联储不断的量化宽松虽然未能根本改善局面，但有赖于完善的商业环境，苹果这样的公司仍然脱颖而出，私人部门的活力仍然不减，股市表现也处于主要资本市场前列。
而中国刺激则如过山车，最终获得短期利益的只是一些设备制造、与固定资产投入密切相关的行业;对私人部门来说，完全是低效的刺激。
从iPhone 5与QE3的故事来看，中国经济所亟须的也许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多数经济体不一样，周期问题不是关键，结构问题和私有经济质量是关键;是不是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方法也不是关键，关键是公共部门的边界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