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关于互联网最热的词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在改变许多产业，或者说是重新解构。我们所熟知的租车市场，也因为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侵袭而发生某种颠覆性改变。
当然，两会也有些异样声音，与总理倡导的“互联网+”相悖，例如，交通部部长杨传堂先生的表态——“永远不允许私家车进入专车”。这番态度，还有两个观点背景：出租车不存在政府垄断、“份钱不应该降”。
中国有盐铁专营的历史传承，对于出租车市场的管理与限制有源可溯，出发点也是好的。不过，政府对出租车管理与限制的一个结果就是，很多人打不到车。正如另一个两会代表吉利汽车李书福所抱怨北京打车实在困难，不得不打黑车参会。
结果与初衷的南辕北辙，背后有很多原因。说到底，就是一个供给与需求不平衡，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应该靠管理与限制，而应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解决。 如何解决，目前有很多种模式，譬如前不久合并的嘀嘀与快的，它们覆盖出租车，也先后推出专车，这是通过互联网渠道，将供求信息的发布，提高出租车与专车运营效率，当然，也让消费者一端收益。
与嘀嘀、快的模式更为彻底的，应该是PP租车的模式——简单地说，这与金融领域的P2P本质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用互联网的一些术语称之为，社会化租车、租车在云端。
PP租车诞生于2012年，新加坡。新加坡与中国北京、上海一样，人口密集而土地稀缺，所以就出现了私人车主车辆利用闲置既有车辆出租去创收，这样既利用了现有资源，也避免了资源的重复利用。 PP租车在诞生之初就深受新加坡政府的赏识，他们认为这种模式对于新加坡打造清洁城市、绿色城市非常有帮助，同时还切实解决了部分公民的刚需，于是在PP租车创业之初便重金投资了它。
不过，新加坡毕竟是个弹丸之地，市场不够大，于是后来PP租车业顺进入中国市场。 “互联网+”的本质，其实是利用互联网的技术与模式优势，整合传统行业，推动传统行业效率提升。其实租车市场也一样，解决出行问题，不应该画地为牢，自我设限，非要给予专营特权——全中国有1.54亿辆汽车，私家汽车1.04亿辆，北京市目前在500~600万辆汽车，不过出租车仅为69000辆——解决出行难的问题，完全可以采用P2P的方式，社会化租车。
北京人口约2114万，出租车不过69000辆。这是出行难的问题关键所在——当然，控制出租车数量，也是专营权必然延伸出来的问题，打车需求波动性很大，在专营限制前提下，不可能为了一时需求而急速扩大出租车数量，因为这也意味着，需求淡季时，很多车都会空驶，资源利用效率低，出租车司机便不赚钱。
打车需求波动性大，也是困扰神州租车这样公司很大的问题——买车需要成本，车买多了，投入变大，并且空驶的几率也会更多。PP租车这种，租车在云端的社会化打车模式，便是对传统租车的颠覆性革命。私家车，都可以申请加入平台，理论上来说，北京市500多万的汽车，都可以成为“车东”，利用闲置时间解决他人出行难的问题。
这种模式，不仅仅可以解决出行难的问题，其实也有更大的社会价值——中国有1.5亿辆车，但持有驾照的却3亿多人，也就是说，有近2亿人有买车需求，在雾霾问题日益严重，全球都在提倡节能减排的今天，这个数字其实很可怕。
有数据测算，每一辆汽车加入PP租车，理论上可以满足9-13个用车用户的需求，也就是说，理想状态下可以减少9-13辆汽车的消费。只要能够打到车，用车的时候随时有，又何必要买车呢?
其实，杨传堂先生可以向新加坡学习下，不妨以开放的姿态，用互联网与市场化手段来解决困扰我们的交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