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芳所顾虑的是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我们的身体进入了信息社会，脑袋还停留在工业甚至在小农经济时代。”
中国青年网北京4月20日电(记者 康佳)“互联网的‘灵魂’一旦附着于某一传统产业，就会形成新的平台，产生新的应用。我们不能身体进入了信息社会，脑袋还停留在工业甚至小农经济时代。” 近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杨培芳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专访，全面形象地阐释“互联网+”的内涵。
杨培芳从1982年开始从事信息通信经济与政策研究，曾任国家信息技术与产业政策起草组成员，是研究互联网经济的“元老”级人物。据他介绍，学界早在2014年初就已形成“互联网+”模式的较系统论述。他表示，“互联网+”模式将给各个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会，零售、批发、制造、广告、新闻、通信、物流……几乎所有的传统行业都将被互联网改变。
“互联网+”是核心生产力
杨培芳解释，农业时代的核心生产力是耕牛，工业时代的核心生产力是机器，信息时代的核心生产力应该是网络。但是，传统互联网自问世以来，主要用于信息交流和信息媒体，很难称其为生产力。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3D打印技术出现，人们需要利用“互联网+”的方式，将信息技术渗透到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各个领域，这才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全新的信息生产力时代。
“电话、短信、微信、社交网络，这些都不是直接‘生产力’。互联网只有和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结合起来，深入生产领域，形成‘互联网+’的新经济模式，这才是信息时代的核心生产力。”杨培芳说。
杨培芳介绍，信息时代核心生产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在工业生产领域，目前这个趋势已十分凸显，许多自动化工厂都由机械手和机器人进行一线操作，整个车间都可以实现无人化生产。成品出来以后，从包装、入库、到出厂也都是智能工具自动传递和运送，基本看不到人的工作岗位。“人在哪里呢?人都在软件车间。”
马克思讲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在杨培芳看来，“互联网+”磨，将产生信息时代的新社会主义社会。
杨培芳认为，农业生产力的特征是分散封闭，工业生产力的特征是集中垄断，信息时代的特征是关联共享。“土地归地主所有，机器归资本家所有，他们不使用土地和机器还可以卖给其他人。但是网络设备、光纤、服务器如果离开大众使用，它就一钱不值。于是产生了分享经济或者共享经济，共享的人越多，价值就越高，这就是信息生产力与工业、农业生产力最大的区别。”
“就像阿里巴巴，虽然是民营企业，但是它本身就承担社会公共职能，随着‘互联网+’模式的拓展，这种承担公共职能的平台企业将越来越多。”杨培芳认为，信息透明将促进社会公平，网络的协同作用会日益凸显。“如果说市场是第一只手，政府是第二只手，那么，网络社协同正在形成更重要的第三只手。”杨培芳说。
“互联网+”是解决贫困、实现共富的最佳切入点
近年来城镇化在被各级政府大力推进，与此同时农村的空巢化也越来越引人注目。近日有媒体爆出，陕西省榆林市一个村子全村只剩两个人，500多亩的土地很可能撂荒。杨培芳提出，在互联网发展的大环境下，“互联网+”新农村将会怎样?
杨培芳曾到苏北睢宁县沙集镇东风村做过调研，这个全国闻名的“淘宝村”正是凭借互联网的发展完成了转型，外出打工的人们纷纷回到了村里。
东风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此前，家家户户都从事废品收购，也有不少村民外出打工。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废品收购逐渐衰落，网络创业青年孙寒却让家家户户的“一根网线、一台电脑”改变“垃圾村”的命运。
2007年，毕业归乡的孙寒发现家具行业的巨大市场，他通过调查，开始摸索着生产简约家具在网上售卖，获得了不小的利润。自此，在孙寒的带领下，东风村家家户户都开起了网店，产品远销至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地，木材、板材的加工销售成为了苏北地区的特色产业。
“以前我丈夫和儿子都在深圳打工，现在他们都回来在我的家具厂给我打工，工资是他们以前拿到的两倍。”一个东风村六十岁的老太太这样说。
和马云在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一同敲钟的王小帮，也用同样的方式将山西省吕梁市的土特产售卖全国各地。
许多国家级的贫困村、县都是“越扶越贫”，人也越来越少，但是却不乏通过互联网走上致富路的典型。杨培芳认为，整个产业结构都在因为互联网的介入而发生新的变化，在农村，随时都可能找到与互联网相通的新切入点。
杨培芳认为劳动力素质低下是致贫的主要原因，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主要靠教育和信息。但是“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信息已经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最佳切入点。
网络协同与公共理性
近年来，经济理论界遇到了新自由主义和新干预主义的二元悖论，“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实用主义政策只能加深危机。杨培芳认为，这暴露出理论研究的滞后和肤浅——要么交给“看得见的手”搞统治经济，要么交给“看不见的手”搞自由放任的经济。
杨培芳认为，在“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生产力时代，应该同时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政府的引导作用、社会网络的协同作用。
农业时代的经济伦理是群族理性，工业时代的经济伦理是个人理性，信息时代的经济伦理应该是公共理性，最后走向普遍幸福的信息社会。
公共理性正是建立在互联网信息透明的基础之上。“以前的市场环境下没有网络透明，必然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导致市场诚信缺失，一切人坑害一切人。”杨培芳解释，网络透明将使市场中的恶性竞争变成“透明博弈”。
在信息透明的环境下，交易要考虑到所有相关者的利益。“以前你不道德没有人知道，现在你不道德大家都能看见。在这种刚性氛围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这也会更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互利态度，并为他人提供有用价值才能得到合理回报。”
那么由谁来支持这种公共理性呢?杨培芳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的宣传、教育让国人只知有政府空间和家庭空间，不知公共空间为何物，所以才陷入一会儿搞公共服务市场化，一会儿又回归政府垄断的混乱逻辑。”为此，支持公共理性必须由未来人数最多、最有分享意识的广大中产阶级来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