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公司叫“别人家的公司”，有一种老板叫“别人家的老板”。特别是在岁末年终晒福利的时候，这种酸溜溜的醋意会在职场的千百种行业中持续发酵好一段时间。这次，是大洋彼岸的扎克伯格引发了中国人的这种感慨。
12月1日，刚刚喜得千金的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给女儿的一封长信中承诺，将在一生中捐出他所持有的Facebook股票的99%，根据该公司当前近3000亿美元的市值计算，捐赠部分为450亿美元。目的是为像他女儿Max一样的同龄人及其后代们创造一个更健康和公平的生活环境。
同时，他与华裔妻子普莉希拉?陈(Priscilla Chan)发起了一个“陈-扎克伯格计划”(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这是一家由扎克伯格夫妇控股的有限责任实体，其职责是提高人类潜能和促进社会公平。
当然，目前通过持有Facebook共计4.19亿B类股票(每股拥有10票投票权)和大约400万A类股票以及股东间投票协议而享有该公司53%投票权的扎克伯格在信里称，会在未来的许多年中继续担任Facebook公司的 CEO，但是他和妻子觉得信里提到的那些事情和设想实在太重要了，不能等到老了才开始做。
喜得千金的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
心境、胸怀、责任感，对于初为人父的扎克伯格而言，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应该是他送给女儿最好的出生礼物。
写完这封信后，扎克伯格就去休陪产假了。根据Facebook人事部门的规定，每位员工(包括男员工)均享受4个月的带薪育婴假期。老板的内心境界和公司的福利让中国白领感慨良多。羡慕过后不禁冒出一句，为什么这种行为在中国富豪中难以看到?
的确，这被媒体称为“裸捐”的行为大多发生在美国，而且近些年集中在互联网公司中。最为人乐道的是当年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在宣布退休时，将58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全部捐给自己和妻子名下的基金会，他们的三个子女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多少财富继承。
这之后，盖茨与老朋友沃伦·巴菲特合作发起了一项名为“捐赠誓言”的活动，以此鼓励其他亿万富豪将他们至少一半的财产捐赠给慈善事业。其实早在2010年时，扎克伯格和妻子就已经加入盖茨和巴菲特的这个捐赠活动中，这次将“至少一半”升级为99%，从价值观传承的角度看是顺理成章的一个选择。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也在2012年也签署了“捐赠誓言”，事实上他已经将其拥有的129亿美元财产中的大部分捐赠给了可再生能源、科学与工程教育、儿童健康等领域。甲骨文联合创始人拉里·埃里森、谷歌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等互联网公司中的巨富均在践行其慈善行动。
对此发现，盖茨是在他40岁左右时才开始大规模地投入慈善事业，而身为当下很多年轻人偶像的扎克伯格今年才31岁。美国精英文化中的慈善意识养成正在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其实，美国社会此前也是在家族内部代际传承财富的传统，打破这种传统、大规模投身慈善事业的时间转折点大约是从洛克菲勒、卡内基这一代企业家身上开始明显体现出来。钢铁巨头卡内基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而盖茨认为，巨额财富在代表着权利的同时更意味着责任和义务。财富应当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观点被美国精英文化普遍接受。
相比之下，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更多体现在子承父业、把财产留给女子。其实并不能简单评判中西方这两种价值观孰优孰劣，这只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所展现出的一种差异。即便中国商界偶尔冒出像牛根生、郭台铭、陈光标等大举捐款做慈善的企业家，与其说他们受到的是赞誉，不如说更多的是来自网络舆论的质疑。
无论从社会舆论环境，还是慈善制度、社会信任基础、税收制度等角度，中国的慈善环境并不具备美国时下的完善条件，价值观念的转变需要这些硬件设施的改编作为基础。向“别人家的公司”、“别人家的老板”学习的背后，其实有太多环境因素的改善来支撑中国富豪们投身慈善事业。比如财政部在2009年已经允许企业以持有的股权进行公益性捐赠，但税收减免政策、遗产税等因素尚没有对捐赠做出太多正向促进作用。类似的制度完善会逐渐让做慈善不再是舆论苛求，而是水到渠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