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Apple Pay成为这两天国内新闻榜、朋友圈里的热议话题时，大洋彼岸的苹果公司却陷入了一场与FBI和美国洛杉矶法院的较量。
洛杉矶法院要求苹果配合FBI解锁去年12月枪击案凶手Syed Rizwan Farook的手机，苹果手机的密码和自动擦除功能阻碍了FBI获得凶手手机里的关键信息。为此，FBI希望苹果公司开发一个全新的IOS版本，简而言之就是为FBI调查犯罪信息开一个“后门”。
苹果担心这个“后门”一看，引来后患无穷，毕竟FBI的作风嘛，我们就算没亲身体验，在好莱坞电影中也不陌生……
这场较量以库克在苹果官网发布长文而引来舆论更为密切的关注，在公开信中，库克首先表明了他们已经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协助警方调查，但“美国政府竟然要求我们提供一些我们没有的东西，创造一些我们觉得很危险的东西”。
库克的呼吁已经引来了谷歌和Facebook等高层人员的支持，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后门”一开，对于保障手机用户的个人隐私甚至自由都会带来极大的威胁。
在这次对阵中，《All Writs Act》这项在美国已225岁的高龄法案，成为法院为其行为奠定“合法性”的工具，这项古老的法律显然不能预言科技时代下人们面临的新困境，亦缺乏更为细致的规章细则。这才引来科技界人士对政府行为的不满。
以安全的名义，是美国政府监听用户个人隐私的官方说辞，FBI在这点上从首任局长胡佛开始就臭名昭著，其时赤潮涌动，胡佛就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政界、演艺界甚至普通民众大搞窃听，一度让美国陷入白色恐怖的气氛中。
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权力系统对民众的监视成本，同时也让我们每个人的隐私暴露在权力之眼下。如果没有公民和企业界的联合抗争，那乔治·奥威尔笔下“老大哥在看着你”的场面说不定就会真的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上演。
这次美国IT界能够联合起来支持苹果，与自斯诺登事件以来，美国科技公司在业务和信誉上的双重损失也有很大关系。仅就中国市场而言，斯诺登事件后，许多美国 IT公司就被怀疑正在有意识协助美国政府从事监听活动。美国云计算服务托管领域，在事件发生后损失高达350亿美元，海外诸多大单流失。
不管是基于维护民主社会公民自由的动机，还是商业利益的考量，美国IT界对于用户数据的保护都值得同样是互联网大国的中国借鉴。事实上，Apple Pay 进驻中国后，不同于国内支付工具的最大卖点就是，不记录通过Apple Pay产生的交易行为，不对用户的购买行为进行数据分析。
当然我在这里并非批评电商公司获取用户交易数据作分析是不道德行为，只是这种分析产生的推荐行为依仗着店大欺客，做到了让用户反感的程度上，用户忍无可忍时也只能默默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