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两天，一篇《别让华为跑了》全网疯传。
文章称，以因为无法承受深圳的高房价高成本，华为已经在逐渐搬离深圳。并以2015年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成为东莞营收和纳税第一大户，作为其核心论据。
就此，华为在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辟谣称：“华为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在中国乃至全球各地设立各类分支机构或研究所，以更好地支撑公司全球化业务开展，在此过程中对部分业务所在地进行调整，属于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
但这个声明也被迅速淹没，未能阻止该文引发的讨论持续发酵。
尤其伴随着吴晓波、马光远等公共话题大V的介入，华为自己的意愿究竟如何，已经越来越不重要。
核心原因在于，以不可逆的高房价为代表，深圳的人力成本和租金成本的持续上涨，已经让不少当地龙头企业感受到了巨大压力。这导致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或是企业的劳动密集环节搬离。
华为不断加大东莞的业务比重，中兴布局河源，富士康的逐渐向河南、四川乃至印度转移……都是这个大趋势下的具体缩影。
但越来越多的指责，都将全部矛头指向深圳，指向高房价，这真的找对问题症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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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终端业务重心放在东莞，本身并不值得惊讶。
就目前而言，市场竞争已成为红海的中国手机制造业，依然还是一个资本密集、劳动密集、技术密集特征极为明显的行业。它对自身产业布局的地域选择，需要两个核心的支撑条件：一是完善的产业配套环境，二是大量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
这两方面，东莞都符合条件。
OPPO、vivo、金立都发家于此，加上研发或生产迁移过来的华为和酷派，以及围绕以上整机品牌，汇集于此的产业链企业，多年发展至今，东莞早已成为中国本土手机行业真正的产业中心。
这种产业集群优势，加上当地与深圳的地价差异，以及毗邻深圳的便捷交通等等优势，让它已经成为深圳手机产业“出走”的首选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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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为来说，终端远并不是其业务的全部。其手机制造业务迁到低成本地区，也与谣传的“华为逃离深圳”没有直接联系。
对企业来讲，在不同地区进行业务与生产的布局，与自身总部迁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更看重成本，后者更看重政策环境。
多年来，华为、中兴、腾讯、华大等深圳本土科技企业的快速成长，依靠的并不是成本优势，还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深圳在创新政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的坚定、稳定的扶持也是关键要素之一。
除非政府在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上犯错，或是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出列重大问题，这些企业将总部搬离深圳的可能性，其实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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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近期高涨的房价，各家企业将生产制造业务迁离深圳的趋势，依然不可避免。
制造业从高成本向低成本区域迁移，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然如此。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市场换技术到成为世界工厂，一个核心原因，正是受益于人力成本红利，而大批工厂正从东部向西部迁移，从中国向印度等东南亚国家迁移，也是基于同一个逻辑。
正如任正非所说：“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不知道，会分散化，会去低成本的地方。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这种成本，中心城市永远无法与周边城市相比，发达地区永远无法与落后地区相比，既得利益地区永远无法与招商引资地区相比。
不仅仅是房价，也不仅仅是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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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涨不涨，控不控，如何控，跟企业迁不迁，怎么迁，是两码事，别瞎搅在一起。
那些说“为了不让企业跑掉，我们应该把房价降下来”的逻辑，都是扯淡。
哪个城市越发达，哪里的房价越高;哪里的教育资源越好，哪里的房价越高;哪里的的企业越牛，员工越能挣大钱，房价自然也会越高。反之亦然。
不管华为搬到哪，中兴搬到哪，腾讯搬到哪，哪的房价都会自然涨起来。
这是市场自然形成的刚需，谁也无法逆转。
房价高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资本的涌入，可能在短时间内抬高房价，透支需求。但支撑房价的，归根结底还是当地的综合环境与真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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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深圳来说，房价上涨真正影响最大的，不是华为这样的大公司，而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潮下的众多中小创业者。
这才是深圳创新地位真正的威胁所在。
类似的情况，在硅谷早已受到关注。
现在，在全美国，硅谷的平均房价都是最高的，圣何塞市大都市地区的平均房价，已高达每套近100万美元，远高于全美平均房价36万美金，甚至租住一个普通的房间月租金都要2600美金。
这导致大批创新者，不断从硅谷扩散到旧金山、圣地亚哥、波特兰、休斯顿等地，并在不同城市逐渐形成新的产业聚集地。
至于硅谷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公司，呵呵，你看到有几家真搬场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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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背后隐含的另一个现实，是城市发展长期以来的“唯GDP论”思想，依然占据主导作用。
诚然，经济是社会之本，一企兴而一城旺，一企亡而一城衰，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多年来，中国各地政府更早已沉湎于各种“招商引资”充实钱袋的甜头之中。
但产业的盛衰与迁移，总是每一个城市都无法逃避的现实。而对政府而言，真正让民众记得住的事情，其实并不在于城市里来了走了哪家企业，而是衣食住行教医等诸般民生。
比如限摩。
对一个城市来说，大企业多还是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建立起与城市人口与产业规模相匹配的公众服务能力，提供相匹配的公共服务资源。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如果一些大公司真的搬走了，社会资源与能力得以重新分配，或许反而是好事也说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