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阑夕
上市公司的市值在短期内的波动，或许能够反映某种应激性的事件关联，比如苹果的市值在最近一周的时间内净增630亿美元，单周股价涨幅创下五年以来的最大纪录，这就和iPhone 7的发售存在可证的因果关系。
不过，这种数字游戏并不构成价值判断的依据，资本市场势必潮汐不断，涨跌起落均为常态，就像体育联赛的积分榜单，一场比赛的输赢对于大盘的影响微乎其微。
随着全球股市的回暖，加上各自业绩的提振，腾讯和阿里的股价一路看涨，而这两个巨头也同时盯上了「亚洲第一」的排位，相应的话题总有媒体推波助澜。
一个月前，腾讯公布上半年财报之后，股价应声上涨6%，一跃超过阿里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吴晓波频道的编辑当时让我分享看法，我是这么说的：
阿里的市值必须考虑到蚂蚁金服和菜鸟物流这两个置身于阿里集团之外的产物，在计入它们的成长和想象之后，腾讯的体量应该还是不及阿里的。
京东目前在和阿里的竞争中日趋吃力，因为它作为前人所开的路——物流、仓储等，都被阿里这种后人照搬，并在已有经验的情况下以更快的速度追赶，因此腾讯对于京东的扶持力度必然加大，刘强东和马化腾都输不起这场战争。
腾讯和阿里在最近的财报中都尽可能地在展示自己非主营业务的亮点，前者将游戏营收首次压到了50%以内，后者更是打出了“不再是一家电商公司”的口号。
目前看来，腾讯的业务更加扎实，游戏的利润率相当高，而广告则是全球最为发达的商业模式，只要腾讯将这两个业务做好，风险是最小的。阿里则属于冒险型的企业，它的变数之大，可能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而其插手领域之多，也非常考验这家公司的管理能力，因而阿里在可塑性和风险性上，都高于腾讯。
不出意料的是，一个月后，阿里再度反超腾讯，重回亚洲第一，又让媒体一阵喧嚣。
今天也正值阿里在美上市两周年的日子，马云特意发了一条微博，称「两年，经历了很多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事情，一直在践行两年前的信任之旅，一直在信任和误解中挣扎，一直在相信相信。」
颇有沧海桑田的味道。
众所周知，巴菲特的投资范围极少涉足科技行业，他所掌管的伯尔希克·哈撒韦公司仍然依靠保险、能源和铁路等传统行业产生回报，但在2016年的致股东信中，巴菲特说他现在一周时间有十个小时是在网上打桥牌，甚至想要去用一下Tinder(一款风靡年轻人群的社交应用)，他对商业与创新持有无与伦比的乐观：
「我所有中产阶级的邻居都定期享受比约翰·D·洛克菲勒在我出生时更好的生活水平。他无与伦比的财富买不到我们现在拥有的，无论是什么领域——仅举几个——交通、娱乐、通信或医疗服务。洛克菲勒当然有权力和名声，不过他不能活得像我的邻居现在一样好。」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中产阶级尽管常与焦虑和不安为伍，但他们释放出来的旺盛且急切的消费能力，成就了阿里和腾讯这些互联网巨头的繁荣，而亚洲之巅的座次交替，只不过是结论的显性形态罢了。
哈耶克和他的奥地利学派认为，生产结构的复杂性能够扩大生产能力和提高生产效率，就像砍柴之前需要先去弄到一柄柴刀，虽然寻找或是制造的过程需要投入时间成本，但它却能够推动产业的升级机遇，让徒手折断树枝的行为退出市场。
之所以谈论这个话题，是因为下面这张图片：
获取前一亿用户所需要花费的时间
它显示了最近数十年来，科技产品在中国市场获取前一亿用户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排在前三位(用时最短)的产品，恰好分别是阿里的余额宝、腾讯的微信和阿里腾讯合投的滴滴，也就是说，这两家公司，共同完成了它们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升级，并克服了经济周期的影响。
这也是资本向其集中、最终推高市场估值的本质动机。
之所以百度对于「掉队」的舆情格外敏感——马云曾将「BAT」的「B」拿出，用代表蚂蚁金服的「M」替代，成为「ATM」——也是源于这种未能造出合适「柴刀」的焦虑，从而在指数层面限制了它的增长趋势。
对于新晋的创业公司而言，这无疑是最好的时代光景，尽管仍有创业者忌惮巨头的「金元攻势」，但是「一言不合就收购你」的待遇，还是远远胜过那个带着原罪的抄袭制胜的年代。
连硅谷也感受到了「中国土豪」的不俗阵仗：
中国资本涌入美国科技公司
以2008年和2012年为两条分界线，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来自中国的产业资本是如何涌入和驻扎在旧金山的。
其中，又是阿里和腾讯，占据着绝对的主角。
在阿里的投资口袋里，有着母婴电商Zulily、社交应用Snapchat、拼车软件Lyft、视频应用Tango、物流服务商ShopRunner、搜索服务工具Quixey、游戏制作商Kabam、增强现实项目MagicLeap等相对市场化的创业公司。
而在腾讯这边，则不乏人工智能产品Diffbot、医疗健康产品CloudMedx、深度学习项目Skymind、云计算产品ScaledInference、增强现实硬件Meta、太空探索项目World View、好莱坞传媒STX等相对技术化的硅谷新星。
《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受到中国企业投资的美国创业者的感慨：「中国的投资者在谈判进程上的效率快得惊人，他们看上去不想浪费任何时间。」
尽管中国的科技公司尚未妄自尊大的认为可与美国平起平坐——事实上，在互联网的基础服务和技术深度上，美国至今仍然难以遇到堪与匹敌的对手——但是诸如Facebook专门挖走微信国际版的产品经理这类事件，还是呈现出一种隐约的竞合关系。
美国市场调研公司Stratechery的创始人Ben Thompson认为，中国的许多智能手机用户不曾有过个人电脑，也有大量的中国人难以取得信用卡的开户资质，然则「祸兮福兮」，这种断代使得中国跨越了互联网和金融的中间阶段，直接在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等领域拔得头筹。
无论是中国的「BAT」还是美国的「GAFA」，它们均为成立超过十年以上的企业，也就是说，在「马太效应」的帮助下，这些头部企业已经拥有极深的围栏，在兼具不惜血本和不失勤勉的特征下，能够挑战它们地位的后起之秀，少之又少。
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未必健康，却也无从干涉。
尤其是在中国，在估值50亿美元以上的全部15家未上市公司中，只有3家(大疆无人机、借贷宝、乐视移动)没有阿里或是腾讯的资本进入，这应证出一个影响相当深远的实情，即：在下一轮的产业丰收季，第一个收割庄稼的，还是那两个距离田地最近的大户。
俨然是商业领域的「盖茨比曲线」。
不过马云也说了，「想让农民富起来，靠的不是把地主弄死」，警惕巨头的势力膨胀，并不意味着否认巨头的生存合理性，在不同的社会分工中，自然会有不同的角色来做出各自的判断，没有谁能够预见黑天鹅事件的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