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绝罚中兴之后，美国再次三司会审华为。华为是否会遭遇中兴那样的灭顶之灾?这要看美国能否找到华为的“罪证”，但这一调查更可能是中美下周贸易谈判之前的施压手段。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三大政府机构司法部、财政部和商务部正对华为展开调查，调查后者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向伊朗出口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华为已经收到来自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的行政传票。如果找到华为违法出口的不利证据，美国政府可能会对华为进行行政处罚和商业制裁。不过，目前媒体还不清楚调查的具体范围和推进情况。华为目前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中兴被罚证据确凿
这是继上周绝罚中兴之后，美国对中国科技行业巨头策划的又一次重击。美国商务部上周宣布，由于中兴没有遵守此前达成的和解协议以及虚假陈述误导调查人员，将对中兴实施为期七年的禁售令;中兴将无法购买来自美国的软件、硬件、技术和服务。鉴于中兴诸多核心部件都来自美国合作伙伴，暂时无法找到替代方案，这意味着中兴对供应链将全面陷入瘫痪。用中兴自己的话说，公司将陷入休克状态。
不到一年之前，中兴刚刚与美国商务部达成和解协议;承认此前违反美国制裁令，私下向伊朗与朝鲜出口通信设备，并且多次拒绝配合调查和误导联邦调查人员，并同意向美国政府缴纳高达12亿美元的罚金(先缴纳8.9亿美元)，从而换取美国政府解除禁售令。但此次美国政府再次处罚中兴的原因是，中兴只解雇了五名相关的高层人士，没有按照承诺处罚35名相关员工。
虽然中兴在美国政府二度绝罚之后，依然表示绝不能接受，但在超级大国政府面前，任何一家企业都显得脆弱无助，何况美国政府在2016年3月拿到了一份中兴高层签字的、涉及向伊朗出口的内部机密文件，抓了个证据确凿。关于那份关键证据的泄露过程，故事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中兴高层在美国被查获电脑，一个是中兴美国的律师举报。但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证据让中兴被抓了个“人赃俱获”，只能低头认罪受罚。
美国政府调查华为对伊朗出口同样源于中兴那份机密文件。中兴在文件中提到的友商“F7”(普遍认为是华为代称)，把华为推到了风口浪尖。在2016年正式调查中兴之后，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同样向华为发出行政传票，要求华为提供过去五年向朝鲜、伊朗、叙利亚、古巴和苏丹的通讯技术出口所有信息，调查华为是否违反美国禁运令，把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卖给这些国家。
此后，美国政府一直没有放松对华为的违规调查。2017年年初，美国司法部旗下的联邦调查局(FBI)和财政部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再次对华为进行相关调查。不过，上诉调查迄今似乎还没有找到不利于华为的致命证据，否则也不会在本周重启调查。因为但凡抓到有力的证据，美国政府必然会抓住这大好良机公开整治华为，而不会像过去一年那样，只能施压国内公司拒绝与华为合作，逼迫华为退出美国市场。
华为是战略威胁
相对于原本就在美国运营多年、手机业务蓬勃增长的中兴而言，华为才是美国政府最为忌讳的中国通信巨头。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提供商和第三大手机厂商，更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在5G通信时代技术话语权的中国通信巨头。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正在联合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盟友，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华为在这些国家的业务扩张。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政府否决了博通斥资1200亿美元收购美国通讯与芯片巨头高通的交易，同样是担心交易可能影响高通未来的研发投入，给华为带来在5G通信时代的技术赶超契机。
长期以来，美国官方都给华为公开挂上“与中国政府存在关系，可能替中国政府窃取信息”的标签。虽然华为多次公开表示，自己是一家员工持股的私人公司，与中国政府并没有隶属关系，也不可能替政府监控窃取信息，更在2012年主动邀请美国国会来深圳进行实地考察。但对美国政府而言，华为的这种努力显然是徒劳的。
从2008年华为正式拓展美国市场迄今，美国政府叫停了华为的四次重大收购交易，否决了第三大运营商Sprint给华为的60亿美元网络设备订单，阻止了美国主要运营商与华为之间的业务合作。今年以来，美国六大情报机构和国会调查报告连续数次提到，华为与中兴可能替中国政府窃密，建议美国运营商和消费者远离这两家中国厂商。在这种政策压力氛围下，美国第二大运营商AT&T和电子产品零售商百思买先后放弃销售华为手机的合作。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上周也通过决议，禁止美国小运营商采购华为设备。美国电信设备市场每年规模高达300亿美元，爱立信和诺基亚这两大北欧通讯巨头各自占据48%的股份，而华为的市场份额不到1%，只能接到一些偏远山区地区运营商的采购单。华为在全球通讯设备市场的份额为27%，高于爱立信与诺基亚。据埃森哲统计，美国各大运营商将在未来七年时间投入2750亿美元铺设5G通信网络;而这个巨大的市场当然与华为绝缘。
在美国市场连续受挫之后，华为轮值CEO徐直军上周公开表示，“有些事情放下了反而轻松……中美之间的问题不是我能说清楚，可以解决的”。与此同时，华为驻美国首都华盛顿办公室负责人、负责政府关系的副总裁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mer)也在效力华为近八年之后黯然离职。这或许说明华为已经暂时放弃了美国市场的拓展计划。
贸易大战一触即发
无论是中外主流媒体还是行业分析机构，在剖析美国政府第二次处罚中兴时，都会提到目前中美紧张的经贸关系和一触即发的贸易大战。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再次绝罚中兴和三司会审华为，对中国科技行业的两大战略支柱企业下手，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这是美国在双方贸易谈判之前的下马威和攻心战。
中美经贸关系目前正处于一个极度敏感的时期。崇尚里根总统单边遏制主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大选期间就多次宣称要大幅提高关税，来解决中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今年3月初，他正式提出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500亿美元的惩罚性关税，并禁止中国企业在美国并购投资，希望将美中贸易逆差缩小1000亿美元。但特朗普一边宣布要大打贸易战，一边又多次主动暗示要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
去年美国官方统计的贸易逆差高达5660亿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二来自中美贸易(3752亿美元)。但中国海关的数据统计，这一贸易顺差仅为2758亿美元，比美国数据少了近1000亿美元。双方的统计分析就在于出口的定义标准;按照美国的统计方法，只要在中国组装的商品，都属于中国对美出口。举例来说，美国把中国组装的苹果iPhone手机都定义为中国出口产品，但实际上iPhone绝大多数的价值都属于苹果和供应链企业，而中国组装厂商只能拿到不到4个百分点。
在中国4月初回以500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之后，特朗普又通过媒体放风，宣称考虑再对中国商品征收价值1000亿美元的进口关税。这显然是在直接试探中国政府的心理底线。如果特朗普加大贸易战施压筹码的话，中国已经无法给予同样规模的贸易回击。
去年美国对中国出口总额为1304亿美元，仅占美国出口总额的9%;而同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为5056亿美元，却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而且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第二大和第三大商品——家具玩具纺织品，都有着来自墨西哥和越南等国家的替代产品。中国官方数据统计，去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是19%。
谈判之前威吓施压
一连串看似暴风骤雨的组合拳之下，特朗普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和中国两败俱伤吗?显然不是，这会直接威胁他寻求连任的选民基础，重创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形势。特朗普对中国施压的具体步骤，显然都打过精明的算盘。例如，在他提出的首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名单中，并没有涉及到美国民众日常生活购买的廉价中国商品。
这个看似言行举止疯狂的地产商总统实际上是一个谈判桌上的冒险家。他不惜拿美国企业的出口利益和民众的生活成本来冒险，押注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无法承受全面贸易战的惨烈结果，最终会被迫屈服接受美国的条件，向美国商品和公司全面开放中国市场。这才是特朗普的真正目的。
而为了施压达到这一目的，他会和当年的里根政府一样，通过系列看似疯狂的“暴力重手”来影响谈判桌上的心理平衡。中国近期承诺降低汽车进口关税与合资企业限制，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谈判示好信号，但这还远远不能满足特朗普的要求。上周传出美国政府准备遏制阿里云在美国扩展的消息，也是意在施压中国政府对美国云计算巨头进一步开放市场。
当然，特朗普也在承受着巨大的风险。为了施压中国作出让步，他会不可避免冲击到美国企业的利益，遭致诸多跨国巨头的反对。中国对美国农业实施贸易报复，则可能会威胁到共和党在这些传统选区的支持度。这些都是他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之前需要仔细评估的风险。
就在今天，特朗普在白宫私下会见了苹果公司CEO库克——这是在业务生态和市场营收方面，都极为重视中国的美国巨无霸企业。媒体猜测，特朗普可能会询问和评估中美贸易战对苹果的损伤程度，以及苹果转移制造链，甚至回流美国市场的可能性。
里根主义如出一辙
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强硬态度，与当年里根政府的遏制立场如出一辙。1985年，为了解决美日巨额贸易逆差，提升美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美国诱使当时的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签下《广场协议》，同意日元大幅升值。现在特朗普政府的首席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正是当年里根政府的副贸易代表，是美国与日本贸易谈判的直接经手人。
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前，里根政府同样是恩威并用，对日本政府大打心理战。美国多次对日本进口产品启动“超级301条款”的贸易制裁;美国国会拟定草案，准备对日本进口产品全面实施关税制裁;美国贸易代表甚至以退出谈判作为威胁。而当时日本出口导向的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对美国出口占据了日本总额的近30%。作出让步保住美国市场，是日本政府自愿签下《广场协议》的主要原因。
特朗普是一名走过残酷市场竞争，甚至受过破产打击的成功地产商，他比谁都清楚商场上的谈判技巧。在成为美国总统之后，他的治国风格既有此前电视娱乐明显的浮夸嚣张，更有骨子里的商人本性——注重实利、了解风险、兵不厌诈与虚张声势。这在他1987年的畅销书《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Deal)有过详细阐述。这本书是当年最畅销商业书籍之一。(当然他只用口述，无需自己组织成文。)
这场看似一触即发、两败俱伤的中美贸易战，最终的解决方案或许还是在谈判桌上。就在昨天，特朗普在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时再次公开放出信号，“有很好的机会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如果不能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会按照原计划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5月15日)。”美国财政部长努钦下周就将访问中国，他的此行目的不言而喻。
会审华为意在震慑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希望遏制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迅猛崛起，避免威胁到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遏制华为这样中国科技巨头的全球业务和技术储备，就是这一战略的直接体现。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审查委员会上周发布报告，大肆渲染华为、中兴与联想帮助中国政府窃取秘密，更明确提到“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友，短期也不可能是”。
中兴高层此前的一连串愚蠢错误和确凿证据，让自己成为了美国政府在贸易战之前名正言顺拿来震慑的最好祭品。作为中国的第二大通信巨头，中兴在美国的制裁令顿时陷入瘫痪。这不仅让中国政府意识到了科技产业依然依赖美国的残酷现实，也让美国看到了可以进一步震慑和威胁中国的更多手段。
一方面摆出架势要打一场千亿美元的残酷贸易战，一方面又不断暗示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既有恐吓威胁，但更注重实际利益。在中美进行实际贸易谈判的敏感时间段，传出美国“三司会审华为”的消息，显然有着更多的心理战涵义。
即便是实力更为强大的华为，在全球科技行业产业分工的当下，也无法彻底断绝与美国合作伙伴的业务往来。但对中国的国家战略而言，华为是一个无法取代的支柱型企业。美国对华为的任何惩罚，都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的坚决回击，影响到中美贸易谈判的最后结果。此次美国政府三司会审华为，能否找到华为的“罪证”，未来是否实施制裁，都是一个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