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消息，《大西洋月刊》发布题为“谁住得起硅谷呢?”的文章。文章指出，谷歌和硅谷的圣何塞希望让该城市成为工人和中产阶级家庭能够居住得起的地方，不过他们似乎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以下是文章主要内容：
“硅谷”并不一直都是计算机科技行业的代名词。如今，一说到它，人们大都会联想起一系列企业的成功：惠普、甲骨文、Facebook、谷歌、苹果、Uber以及所有渴望获得同等财富和荣耀的初创企业。
但硅谷也是一个真实的地理位置，有着真实的历史，有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不仅活在科技领域，还活在它的影子下。
对于旧金山湾区以外的人来说，这个地方很难描述，因为就地方而言，硅谷是一个相当平庸的地方。坐在汽车(当地占支配地位的交通方式)上看，组成该地区的两个县以及十几个城镇，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片十分宽阔的郊区、商业区和倾斜的混凝土办公大楼。明星建筑师设计的科技园区直到近年才开始打破这种单调性。建筑遗迹的稀缺和令人失去方向感的汽车文化使得确定这一地区的核心变得很有挑战性。《大西洋月刊》撰稿人亚历克西斯·马德里加尔(Alexis Madrigal)曾将硅谷的“中心”定在森尼韦尔(Sunnyvale)的一个仓库。
硅谷的许多城市都曾声称自己是这一地区的中心。帕洛阿尔托有着最强大的历史底蕴，它是斯坦福大学研究园区的所在地，1951年开始吸引工程公司进驻。它也拥有高科技产业的两个地标——见证惠普创立的车库，以及见证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完善集成电路的办公室。山景城也是强有力的竞争者。它是已退役的莫菲特场海军航空站的所在地，国防工业在该地区建立了早期的基地;如今，它还拥有谷歌总部。
圣何塞是这片土地上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第十大城市。它自称是“硅谷之都”，尽管即使是该城市最忠诚的居民也会承认该说法有点牵强。它通常被认为是在硅谷其他地方工作的人的居住社区。但一些人希望这种情况不久后会发生改变。
作为一个大型的、为期多年的市中心振兴项目的核心公司，谷歌正在圣何塞着手一个雄心勃勃的开发计划。它包括建设新的公司办公空间和新的住宅。这个项目可能会极大地重塑这座城市。尽管这座城市规模庞大，与硅谷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在旧金山湾区长期以来一直被冷落。这座城市的政府和居民正在拭目以待，看看这一努力是否能提供一个有意义的替代方案，以取代该地区多年来大量居民流离失所的境况;又或者它将延续产业重新定义加州景观的悠久历史。考虑到圣何塞的历史和社区组织基础，它可能比相邻的其它硅谷城市更适合振兴自己。
在来自大型科技公司的寻求参与硅谷城市开发的一系列新提案中，Facebook和谷歌走在了前面。Facebook正在门洛帕克附近展开一个住宅开发项目，将至少建造1500套住房。去年12月，山景城批准了一项围绕谷歌园区的开发计划，该计划涉及建造9850个住宅单元，其中一部分位于该公司聘请建筑设计师比雅可·因戈尔(Bjarke Ingels)设计的新办公楼周围。
硅谷与企业兴旺的密切联系
这些项目最初公布时，引发了科技界和建筑记者的担忧和批评。他们嘲讽谷歌和Facebook可能要把它们的园区变成“公司城镇”。但他们似乎忘记了圣克拉拉谷(硅谷所在地的旧称)的城镇与企业兴旺有着长期的密切联系，尽管在过去150年里，特定的公司和建筑一直在易手。
在数据挖掘成为圣克拉拉谷首选的采掘产业之前，矿物采掘造就了该地区最早的公司城镇之一。早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世界上产量最高的汞矿之一(汞是提炼黄金和银矿的重要矿物)位于圣何塞南部的新阿尔玛登(New Almaden)矿推动了“淘金热”。来自墨西哥和智利的移民矿工参照西班牙的矿山，居住在属于该新阿尔玛登矿公司所有者的土地上。
另一个曾对圣克拉拉谷产生重大影响的产业是农业。它支持加州的发展有几十年的时间，直到软件吞噬了全世界。对于该时代，加州人有时会回忆起那些田园般的、小型水果园的景象——诗人克拉拉·路易斯·劳伦斯(Clara Louise Lawrence)在1931年称它为“心灵欢乐之谷”。但在20世纪20年代，田园风光已经在消失了。那时，该地区包办了加州90%的水果和蔬菜产量，而加州公司California Packing Corporation已经实现了生产过程的工业化，严重依赖于低人工成本和大量的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移民劳动力，负债很少。圣何塞也是美国民权活动家、工人运动组织者凯萨·查韦斯(Cesar Chavez)在涉足农业以后第一次学习劳工组织的地方。
这个劳动力群体，连同越南和菲律宾的移民，最终继续在仙童1959年取得突破性发现后涌现的半导体制造工厂工作。在这个时代，科技行业对于住房开发的影响没有新阿尔玛登模式那么明显，它偏向于通过当地低调的慈善项目和经由硅谷制造业集团(现在的硅谷领导人组织)游说当地政府和通过来采取行动。
让城市看起来像个公司城镇并不符合科技界的利益。“资本家们从铂尔曼和其他的公司城镇那里学到，它们太过喧宾夺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名誉教授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指出。他说，企业没有去直接干预城市规划，它们其实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硅谷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众多小城市的集合，每个小城市都有不同的议程和优先级(和官僚政治)，而且都很小，因此无法挑战大企业或者向它们提出有公信力的要求。
DSAP项目
在谷歌和Facebook的项目中，更不寻常的是，并不是圣克拉拉谷的公司对影响住房开发有兴趣——而是他们如此明显地表现出这样的意图。但媒体的报道也过度简化了这些项目的机制，因而给了企业予以否认的余地。以谷歌为例，严格来说，该公司并没有在建造住房。相反，它正在购买土地，并向开发商出租公司所拥有的土地。谷歌提交提案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山景城和圣何塞的项目都是建立在已有计划的基础上的，这些计划是这些城市长期以来一直在谋划的。
在圣何塞，Diridon车站区域规划(简称DSAP，以圣何塞市中心的火车站命名)的最初设想在2014年得到批准。它围绕建造一个棒球场来展开，希望能吸引奥克兰运动家队迁进来。它还受到了一些迫切需要的交通运输项目的推动，其中包括人们期待已久的加州高铁项目、圣克拉拉谷运输管理局负责将BART延伸至圣何塞的项目以及CalTrain通勤铁路系统的电气化。谷歌最初接洽这座城市是为了参与Diridon规划2017年的升级，尽管该公司早在2016年12月就已经在悄悄收购该地区的地产。到目前为止，谷歌在240英亩的开发区内拥有大约50英亩的土地，其中包括市议会批准以67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该公司的9块地皮。
鉴于有如此多的利益相关者(三个交通运输机构，当地机场，目前正在就项目起诉BART的市中心曲棍球体育场，城市，居民，以及谷歌)，开发时间如此之长，人们可能会理解为什么DSAP的愿景有点朦胧不清。最初的DSAP计划设想在该240英亩的项目建造2588套住房(据市政府官员称，该数字可能会增加)，理论上该项目会受到城市的包容住房条例(要求新住宅楼盘有15%的可负担住房)的约束，但将低于市场价格或者被指定为可负担住房的具体数量还没有敲定，目前也不是很清楚，在开发项目可能引发大量技术劳工的涌入以后，市政府将如何保护因租金进一步上涨而流离失所的居民。今年2月底，该市召集了“车站区域咨询小组”(简称SAAG)，该组织理应代表居民、交通运输机构、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引导该项目的长期开发进程。
在4月9日的SAAG会议上，谷歌的高级开发总监乔·范贝尔赫姆(Joe Van Belleghem)介绍了公司的“基本原则”，他说这些原则将指导他们对项目的愿景。范贝尔赫姆谈到了平衡社区、自然、创新和经济这四大支柱的重要性——尽管他提到的取得那样的平衡的例子包括伦敦的一个富有争议性的开发项目，在该项目中，可负担住房被豪华的高层建筑所取代。范贝尔赫姆指出，谷歌不能单凭一己之力解决圣何塞面临的众多开发问题，但他也表示，公司的目标是使得谷歌和圣何塞共同繁荣：“我们深信，通过与社区合作，我们能够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这座城市似乎对这种合作关系持乐观态度。圣何塞城市经理助理金·瓦雷什(Kim Walesh)表示：“一家特定的科技公司从最初的概念阶段开始就进入我们的社区，这种公民参与是史无前例的。(谷歌)在做这种深度的倾听来采纳居民的想法。我们甚至在项目确定前一年就开始我们的工作了。”
居民们的声音
圣何塞的居民们正在向外界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5月23日，SAAG的听证会被代表移民和工人阶级居民的草根组织Serve the People San Jose打断。在一篇社论中，活动家、组织者凯瑟琳·纳索尔(Katherine Nasol)解释说，该组织的行动是为了“将那些在这场(针对穷人的)战争中受到影响的人，以及那些在企业和城市发起的对话中不断被忽视的人置于中心位置”。纳索尔承认，设立更多的公园和自行车道是不错的选择，但前提是要解决“我们的人民最基本的住房需求，而SAAG还没有真正把这个需求放在中心位置。”
但同样在圣何塞长大的倡导组织Silicon Valley Rising负责人玛丽亚·诺埃尔·费尔南德斯(Maria Noel Fernandez)担心时间太长会推迟重大决策。“当然这个过程很长，但是这些利益通常在早期就已经决定了。”费尔南德斯说，“在整个过程中，社区通常都是在谈判桌上的。”他指出，Silicon Valley Rising必须争取更多的居民代表加入SAAG(在38人的咨询小组中，有9人是来自各个社区协会的代表，其中包括来自谷歌的代表)。在第一次SAAG会议之前，通过市政厅和其他社区的外展工作，Silicon Valley Rising给谷歌制定了一系列的要求，包括签署社区福利协议以及支持由社区管理的可负担住房基金。
但这并不意味着Silicon Valley Rising想要谷歌完全离开这座城市。他们认为，科技公司必须参与应对其繁荣所加剧的地区性住房危机。在这方面，费尔南德斯认为一直困扰硅谷大部分地区的反增长、反对本地发展的文化令人沮丧。她谈到了库比蒂诺在苹果新园区竣工后对新开发项目的反对态度，以此作为例子来说明圣何塞需要避免些什么。“我们并不是反对科技，我们只是想知道这个项目对工薪家庭来说会是什么样子。”据费尔南德斯说，社区还想知道谷歌将如何支持和保护在圣何塞的众多社区都存在(虽然一些公众不这么认为)的独特文化。
住房危机
居民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该开发项目可能会取代圣何塞仅存的工人和中产阶级可负担得起住房的少数社区：这已经在发生。在SAAG工作小组讨论住房、流离失所和乡绅化问题的一次会议上，居民们说，苹果公司的员工以全现金的方式抢购房屋，寻求住在85号公路(这条路方便前往库比蒂诺新园区)附近。也有居民谈到，多个家庭挤在由单户住房改造而成的小公寓里，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汽车和旅游房车里。他们还指出该城市有4300名居民无家可归，以此说明无论谷歌最终作出什么样的承诺，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解决流离失所和住房供应问题。
那些没钱住在圣何塞或硅谷其他地方的人，加入了湾区日渐壮大的“超级通勤族”队伍：他们每天至少要花3个小时在上班通勤上。有时他们走迂回的公共交通路线，但自己开车仍然是主要的交通方式。如果说“硅谷”是指人们白天聚集在这个地方工作的社区，那么它现在的边界就已经延伸到更远处的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因为工资水平低下的服务业工作者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寻找住处。SAAG会议的一位与会者宣称，“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把硅谷和圣何塞东南130英里的弗雷斯诺连接起来。”
他不是在开玩笑。弗雷斯诺和圣何塞之间的连接是加州正在建设的高速铁路项目的一部分。但这种连接成了因负担不起住房而流离失所的硅谷居民的一种安慰，反映出对谷歌提出过多要求的担忧。一些当地人担心，如果市政府提出太多的要求，该公司可能会放弃参与项目。
很难说谷歌到底在想什么。当被问到可负担住房时，谷歌的一位发言人称，公司总体上支持住房开发，但在具体类型和单位数量方面，“城市和社区领导人将主导住房政策。”一方面，这家公司似乎在认真地与圣何塞社区合作(也可能不想要表明过于明确的立场来印证外界对公司的刻板印象)。但另一方面，由于谷歌将主动权留给圣何塞，该市不得不猜测，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出像Silicon Valley Rising提出的要求。
当被问到根据自己与谷歌的谈判经验，会给圣何塞什么样的建议时，山景城的市议会成员玛格丽特·阿贝-可加(Margaret Abe-Koga)给出了告诫性的鼓励。“不要卖空你的城市，”她说，“我觉得圣何塞不应该带着这种恐惧行事。说到底，企业来来去去，但一个社区必须要为长期的发展保持完好。”阿贝-可加说，她所在的小城市并没有完全武装好来与谷歌进行有效的谈判——市议会只有7人，市长甚至都不是一个选举产生的职位(议会成员轮流担任这个角色)，而且当2008年初始的开发计划启动时，该社区自己都有点震惊。
尽管阿贝-可加最终投票赞成该计划，但她对最终的可负担住房的数量感到失望(有一个承诺的“目标”是20%)。她对所承诺的住房类型也有点怀疑：70%的住房计划都是用于小型公寓和单卧室公寓。这种住房虽然确实需要，但将主要帮助谷歌的年轻员工在工作地点附近寻找住处。或许这意味着谷歌将减少员工班车的运营，但对工薪阶层家庭，或者那些想要组建家庭但负担不起在该地区的费用，且没有能力从事专业的高薪技术工作的个人来说，它并没有多大用处。
当我向费尔南德斯提到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计划(科技公司在向政府游说时往往会作出的一个让步)时，她笑了，并问及将会有多少孩子从这些资源中受益。圣克拉拉县的公立学校入学人数已经呈现减少，尤其是在圣何塞。与旧金山一样，其他硅谷城市的出生率也在不断下降，下降幅度要远远高于美国的其它城市(住房成本没有出现飙涨的城市)。儿童居民数量的减少不一定是衡量一个城市健康状况的最高标准，而湾区出生率的下降确实反映了全美的趋势。但想象一下硅谷的城市里，唯一的“孩子”都是刚从工科学校毕业的科技神童，就有点让人不安。看看谷歌为其查尔斯顿东区项目设计的建筑风格，我想知道在那里画画的孩子们是否会是硅谷的最后一代孩子。又或者，也许他们是为了做给人看而从中央谷地的某个地方借调过来的。
不完全是企业的错
这种没有孩子的反乌托邦，或者造成越来越多混乱和通勤距离越来越远的住房危机，不应完全归咎于谷歌、苹果和Facebook等公司。40年来瘫痪的财产税制度，几十年来以高速公路为中心的交通设计，以及支持区域隔离的政策，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与Alphabet的另一家子公司Sidewalk Labs在多伦多提出的“智慧城市”(smart city)计划(希望从头开始创建一个新的社区)不同，谷歌必须要先整顿和处理好很多遗留下来的规划决策，才能构建硅谷的未来。科技不能完全消除该地区存在问题的税收和交通建设历史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山景城和圣何塞等城市的长期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型科技公司承担什么责任——以及谁将成为它们带来的未来的一部分。
过去提供了一些答案。当地的历史遗迹常常颂扬卑微的出身和有教养者的财富——惠普生气勃勃的小车库，或斯坦福大学田园诗般的智慧领地。这些地标可视作一种神话和美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景观设计师路易丝·莫兹戈(Louise Mozingo)称之为“田园资本主义”——创新和企业力量在田园式的园区和僻静的郊区办公园区蓬勃发展，而不是在矿山、工厂或市区。
但是，科技行业还有其他持久性的、往往没有被纪念的地方效应。像IBM和仙童半导体这样的公司当初在硅谷建立的芯片制造工厂，使得圣克拉拉县拥有比美国其他任何县都要多的超级基金(Superfund)。坐落在沙丘路上的风险投资公司的存在，就是为了将车库里的捣鼓项目变成规模庞大的企业巨头，它们着眼于全球影响力(以及全球范围的利润)，而非本地服务。制造电子产品和扩展业务规模，需要的不仅仅是聪明的车库极客和聪明的斯坦福毕业生，它还需要一个低工资的劳动力储备。40年前，这个劳动力储备生产硅芯片;如今，它在园区餐厅重新补给甘蓝脆片，以及驾驶班车让工程师往返于旧金山。曾经有一段时间，圣何塞被认为是帮助实现科技进步的工人和中产阶级能够住得起房、拥有住房、养育家庭和建立代际财富的城市。不再是这样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工作被淘汰或者被外包出去，而另一些人则无法再靠服务业的薪水生活在这里。
现在，圣何塞有机会像鼓舞处于科技行业最高层的富豪那样鼓舞这些处于最底层的劳工。如果谷歌兑现它承诺的“深度倾听”，如果圣何塞居民继续挑战企业的模糊承诺，Diridon项目可能有机会给圣克拉拉谷当前的生活和硅谷以创业者为中心和厌恶有组织的工人的意识形态提出一个真正有远见的替代品。如果它这样做了，圣何塞或许能够证明自己是硅谷的中心——即便不是它的中心，也至少是它的心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