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随着数字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推动中国与东盟共同纵深发展成为当下关注的焦点。
“东盟与中国实现支援协同、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文化融通、民心相通的前提是双方语言相通，能够顺畅的理解、交流，当前对东盟的国际传播存在诸多困境的关键是：民族文化多样性及语言体系的复杂性，跨语言间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近日，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等举办的“2021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上，传神语联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恩培指出，东盟十国九语，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爆发式增长给双方的沟通交流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下，国家语言能力建立以及语言服务水平关乎中国与东盟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的未来。
中国与东盟的国际传播能力待提高
国家语言能力是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利器。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我国国家利益遍布全球之际，国家在维护资源安全、经济安全、海外侨民安全等方面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握全球语言的数量、完善的人才储备和应急使用机制，是否构建了强有力的语言保障体系。
中国和东盟地缘相近、人文相通，是天然的合作伙伴。自200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如今东盟已经位列中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根基，也是中国-东盟合作的基石。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除了陆海空的物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传播先行来促进交流，带动民心相通。然而，双方的合作相通面临着发展困境：东盟十国的语种包括越南语、柬埔寨语、老挝语、泰语、缅甸语、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语、菲律宾语等，复杂的语种结构、尤其是小语种对中国的国际传播、东盟与中国的交流提出了更高要求。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李宇明教授表示，语言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外语能力是个人的重要的语言能力，也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语言大国，也是外语学习大国，但却是一个语言能力的小国。”
国家语言能力，就是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时能否得到及时的、合适的语言支援。“世界最重要的语言约20种，各地、各领域较重要语言200种(使用人口400万)，学术研究有7000种语言，而目前我国只具有100余种的语言能力。”李宇明教授介绍。
此外，我国语言服务业当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语言服务意识薄弱，语言服务体系不健全，语言人才培养和储备不足且比例失衡，语言产品和技术薄弱等短板问题。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相对滞后，意味着在沟通时不能达到深入人心的传播，这将制约了一些相关领域的发展，也会潜藏着一些风险。
多路径推进语言服务行业“新基建”
随着我国与东盟对外贸易、文化等交往活动增多，语言服务需求爆发式增长，如何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语言服务行业满足市场需求成为当下我国走出去首要解决的挑战。
“过去1600年语言服务行业的作业模式几乎没有改变，无法从本质上满足市场多元化、场景化的语言翻译需求。”何恩培介绍，随着场景应用的多元化转变，以及翻译数量爆发式增长，传统的语言服务模式、处理速度及处理流程正面临着的巨大的挑战，语言服务行业可以通过多种路径实现“新基建”。
其一，利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行业的智能化水平、提升服务效率、突破产能瓶颈。过去30年至今，信息爆炸增长超1000倍，人类提供的语言服务能力未发生根本改变，这会导致翻译质量的下降，且存在大量重复性劳动。
其二，行业必须大协同，形成语言服务行业统一标准、体系以及规范，专业的去对外传播。行业内目前的一个个公司仍是信息孤岛，各自为阵、低层次低效率重复建设。此外，不同版本的语言服务产出，给对外传播造成诸多不确定性。
其三，要以市场真实需求为导向来培养高素质语言服务人才，因为语言的天然属性决定了，语言是无法靠机器自学完成的，语言专家的断层日趋严重，语言专家应该同科学家一样被重视对待。每个国家的语言人才培养不要因为人工智能出现而放松，更不能丧失对语言专家的尊重，没有好的语言专家，语言能力建设只会越来越糟。
此外，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必须建立中文自信。“翻译的价值是传递信息，而使用母语进行传播则传递的不仅是信息，还包括文化的神韵。”随着国际传播的开展，在特定场合要树立中文地位，像普及英语学习一样，让世人认为会用中文沟通是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只有被认同的传播才是有效的传播。用一个人能听懂的语言同他讲话，你触动的是他的大脑，用一个人的母语同他讲话，你触动的是他的心灵。”何恩培介绍，“目前语联网已经联手共同建立东盟应急语言体系，用区块链打造标准用语体系，建立东盟语言人才网络，形成以本国语言为中心的数字孪生引擎。”何恩培介绍，这一模式赋能各国翻译公司，链接信息孤岛，使得支付效率提升10倍，翻译成本降低，为中国与东盟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建设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