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千年风华！《汉服的形成》新书揭秘：东周秦汉，服饰如何演变？

《汉服的形成——东周秦汉服饰的考古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王方著

科学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服饰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之一，不仅具有基本的物质属性，而且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社会文化意义。东周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服饰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本书在全面占有、系统分析考古材料的基础上，运用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初步揭示了东周秦汉时期服饰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勾勒出“汉服”的起源与形成过程，并就服饰考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思考。

序

文｜白云翔

壬寅初冬，王方同志送来了她的书稿《汉服的形成——东周秦汉服饰的考古学研究》（以下简称《汉服的形成》），嘱我读之并为之写几句话。我慨然应允，因为从该书的选题、研究过程到最后的成稿我多有了解，读之序之似乎责无旁贷，尽管我对古代服饰并无专门研究。

该书的写作最初缘起于十多年前。王方大学本科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接受了良好的考古学训练；此后，又远赴荷兰莱顿大学考古学系留学并获得硕士学位，对国外考古学动向有所了解；留学归国后的2008年，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的博士研究生。基于对考古学性质和任务、学科发展态势、社会文化建设需求等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从指导博士研究生的理念——通过理论和方法的学习、研究的实践和论文的写作，熟悉一个学术领域、瞄准一个学术生长点、主攻一个学术方向、形成一个学术专长、占领一个学术制高点——出发，结合学生本人学术经历、学术积累和学术发展规划等实际，经我和王方反复多次商量，最后把研究方向确定为服饰考古。经过三年艰苦的努力，王方于2011年6月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东周秦汉女性服饰的考古学研究》，并得到了以杨泓先生为答辩主席的答辩委员会的积极评价和充分肯定。这便是《汉服的形成》研究和写作的缘起和基础。

尽管《东周秦汉女性服饰的考古学研究》作为博士论文是成功的，也取得了积极成果，但如果从服饰考古的总体要求来看，还有诸多的工作要做。

其一，女性服饰的专门研究当然是必要的（当时商定侧重女性服饰研究也有博士论文写作有时间限定等客观因素的考量），但女性服饰毕竟只是服饰研究的“半壁江山”，如果仅限于此，则难以完整地认识和把握古代服饰及其演变轨迹。

其二，就东周秦汉服饰的考古学研究来说，实物材料的全面收集和系统的考古学梳理是基础性的和根本性的，但对其进行复原、解构和阐释等则离不开与文献资料的结合，而有关先秦秦汉服饰的文献记载又极为繁杂，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梳理和考辨，否则其研究就难以深入。

其三，东周秦汉服饰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并非仅仅是廓清当时服饰的面貌及其发展变化——这当然是必不可少的，而更重要的在于东周秦汉时期服饰体系的构建，以及服饰与当时社会历史演进之关联的考察，还要结合研究的实践探索服饰考古的理论和方法，力求构建服饰考古的学科体系，而这种体系的构建和理论的探索必须以大量的个案研究实践为基础。

对于上述问题，王方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于是，王方毕业就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之后，一边日常从事科研管理工作，一边主要从上述三个方面继续进行学习和研究，即：将研究的范围从女性服饰扩展到当时男性和女性的各种服饰，对有关先秦秦汉服饰的文献史料继续进行研读，着眼于东周秦汉服饰体系的构建以及服饰与社会历史变革之内在关联等，从不同侧面尤其是难点和焦点问题入手对当时的服饰进行多方面的个案研究，如春秋时期的“偏衣”、战国时期的齐国女性发型和服饰、“水田纹”服装，先秦两汉的首服“縰”，秦汉兵马俑首服类型及其演变，汉代的舞服、“襜褕”、陶俑佩绶及秦汉印绶制度等，先后发表十多篇学术论文，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以博士论文和后来的个案研究成果为基础，2019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并获得批准立项，《汉服的形成——东周秦汉服饰的考古学研究》就是这个项目的结项报告，也是王方2008年以来进行服饰考古学习和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该书的关键词是，东周秦汉、服饰、考古学研究。在《汉服的形成》即将付梓之际，结合我的读后感以及十多年来的所思所想，就这些关键词以及相关问题略作讨论，我想或许是必要的。

何谓“服饰”？按照现代汉语的释义，服饰者，“衣着和装饰”之谓也，古代常以“衣”“服”“衣裳”“衣服”和“衣冠”等称之。也就是说，“服饰”一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狭义，指的是衣服、衣着或服装；其广义，则包括衣服之外的其他与衣服直接相关的装饰以及与美化身体有关的装饰，如古人曾有将冠、笄、带、裳、屦称之为“五服”者。服装与其装饰以及人体装饰密切相关，并且许多情况下是相互搭配、交相辉映，如“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续汉书·舆服志》）等，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研究的实践中，取“服饰”之广义是必要的。当然，服饰的核心和主体是服装（既包括上衣和下衣、内衣和外衣，也包括首服和足衣等），因此也必然成为研究的重点，但将发型、发饰等纳入服饰研究的视野，也是必要的。至于人体装饰品——日语中称之为“装身具”，如头饰、耳饰、项饰、胸饰、腰饰、带具、带饰、臂饰、腕饰、指环或戒指、踝饰、足饰等，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系统性，因此，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进行研究也是可行的。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服饰？这似乎是一个多余的疑问，但实际上是需要认真思考并科学回答的一个问题。简言之，这是由服饰的属性——物质属性、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的。人从动物界演化而来，是通过漫长的劳动而完成的，因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语）。随着人类的诞生，服饰也随之而生。尽管最初的服饰极为简单原始，可能是一块禽兽之毛皮，也可能是连缀在一起的几块树皮或树叶，即“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礼记·礼运篇》），或“衣皮毛”、“衣皮苇”（《白虎通义·号篇》），或“衣毛而冒皮”（《续汉书·舆服志》）等，但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防暑避寒、祛除蚊虫等物质属性，同时又具备别男女、遮体羞、美外形等精神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与动物界的区别是什么？是衣服，是服饰！人类历史进入文明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服饰的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逐步发展、演进和复杂化的同时，又出现了社会属性并逐步得到强化——服饰成为贫富差别的标识之一、社会地位高低的标识之一、等级差异的标识之一、权力大小的标识之一、族群认同的标识之一、文化共同体意识的标识之一、职业分工的标识之一等等，服饰与整个人类历史尤其是人类文明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服饰本身是物质的，但它作为服饰文化的物质载体，其物质形态的变化是服饰文化变迁的“指示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演进的“指示器”。正因为如此，古代服饰及服饰文化研究绝不仅仅是古代物质文化的研究，而是人类历史尤其是人类文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多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古代服饰研究无疑是我国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服饰跟人类和人类文明存在着如此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历代史家对古代服饰多有关注、多有记述。仅就先秦秦汉时期而言，先秦文献《周礼》《仪礼》和《礼记》中关于不同礼仪场合冠服制度的记述，先秦诸子中多有涉及服饰的内容；秦汉时期的正史、别史和杂史中往往有关于当时舆服制度的记载，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等语言文字类典籍中都有关于服饰名物的释义，文学作品中也多见关于服饰的描写；自西晋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始，《舆服志》便成为此后历代正史中重要的篇章，尽管其所记之服饰均为当时官制的朝服、祭服和常服，但却为研究历代服饰及其演进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至于唐宋至近代的史学家和金石学家，对先秦秦汉服饰以及历代服饰更是多有考证和记述，当然，当时考证的方法大都是“以文考文”，记述的范围大多集中在官制服饰方面。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初叶随着西学东渐、近代考古学在我国兴起之后才有所改观，考古实物资料逐步进入古代服饰史研究的视野。1981年，沈从文先生历时二十余载编撰而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我国古代服饰的大型学术论著，将考古实物资料与文献史料有机结合并广泛参考民族学材料，首次对中国古代服饰进行系统研究，被誉为我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开创了古代服饰研究的一条崭新的道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1984年出版的周锡保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史》，着眼于我国历代服饰的发展演变，对先秦至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服饰史进行了简要而系统的梳理，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文献记载以及传世图像资料的考证，但也尽量辅以考古实物资料和图像资料。1992年孙机先生结集出版的《中国古舆服论丛》，则大量运用考古实物资料及图像资料并与文献史料有机结合，对舆服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考察和探究，将“二重证据法”在古代服饰研究中的应用进一步引向深入。实物资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在当今的古代服饰史研究和中华服饰文化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逐步发展和完善。

当然，古代服饰研究中利用考古实物资料并不等于服饰考古，但为服饰考古的提出、实践和学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虽然早在1930年代日本考古学家原田淑人就开始利用考古资料研究汉六朝和唐代服饰，但考古出土的有关服饰的实物资料真正进入考古学研究的视野，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并逐步展开的。就先秦秦汉时期来说，1972年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1982年江陵马山1号战国中晚期楚墓等一大批保存比较完好的丝织品及服饰实物的出土，更是极大地推动了东周秦汉服饰的考古学研究。尽管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是服饰的材质——以丝织品为代表的织物及其种类、纹样和织造技术等——或可谓之“纺织考古”，但为服饰考古奠定了重要的基础。20世纪末，随着我国考古学研究的逐渐转型，以及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技术的提高和在田野考古中的进一步应用，“服饰考古”呼之欲出。

何谓“服饰考古”？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定义。简言之，服饰考古即古代服饰的考古学研究。具体说来或可认为：服饰考古是基于田野考古获取古代服饰的实物资料及有关的文字资料和形象资料，运用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考古情景分析法等考古学方法，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同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民族志资料、文化人类学理论、现代科学技术检测以及模拟实验研究等，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解构，揭示人类古代历史上各个发展阶段、各个地区、各种人群、各社会阶层等的服饰样貌、服饰系统及其演变轨迹，探究其发生、发展和演进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因素，阐释服饰在人类社会历史尤其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规律。至于服饰考古的具体研究内容，可谓丰富而广泛，既包括其形态、结构、色彩、纹样、款式以及搭配，也包括其材质及其搭配、裁剪制作技术和方法，还包括其穿戴方式、应用人群和应用场景等；既包括其物质层面的揭示、精神层面的探究，也包括其社会层面的阐释。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以历史文献——包括文字资料和传世图像资料——为主的服饰史研究，尽管当今也越来越多地利用考古实物资料，但它不同于服饰考古之处，主要在于往往将考古资料作为历史文献的“物证”或“注脚”，即以“物”证“文”。另一方面，服饰考古也离不开广泛利用历史文献及其研究成果，但它利用文献史料主要是对考古实物资料进行说明和解读，即以“文”释“物”，服饰考古强调的是基于考古实物资料，运用考古学方法、考古学思维、考古学语言，构建古代服饰发展体系，书写古代服饰发展史。当然，正如考古学是科学性与局限性共生、并存的一门历史学科一样，服饰考古同样也是科学性与局限性共生、并存。因此，正如文献史学和考古学犹如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研究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古代服饰的文献史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同样是人类服饰史尤其是文明时代服饰史研究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而最佳途径是两者的相互借鉴和有机融合。

毋庸讳言，人类古代社会历史上的服饰都需要考古学研究，但不同历史阶段服饰考古的重点和意义有所不同。就东周秦汉时期的服饰来说，既是我国古代服饰的一个大转折、大发展时期，更是服饰文化由多元真正走向一体的关键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因为，东周秦汉时期，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以蚕丝和苎麻、大麻、葛等植物纤维为原料的纺织业获得空前发展，为服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东周时期的四百余年间，既是诸侯国林立、列国争霸的大动荡时期，也是学术大争鸣、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的时期，更是社会政治从王国时代走向帝国时代的大变革、大转型时期；秦汉时期的四百余年间，伴随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中华古代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真正形成。因此，对东周秦汉时期近千年的服饰进行系统的考古学研究，不仅可以全面揭示东周时期复杂多样的服饰文化面貌，而且可以揭示秦汉时期服饰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演进轨迹，描绘汉服——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之根——生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图景，更有助于中华古代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探究和阐释。这也正是《汉服的形成》之选题和研究最基本的出发点。

正是基于对服饰考古性质和任务的深刻理解，尤其是对东周秦汉服饰考古之时代特点和学术目标的把握，《汉服的形成》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些成果及其学术贡献或可大致归纳为以下诸方面。

其一，对迄今考古发现的东周秦汉时期的服饰资料——既包括服饰实物资料，也包括服饰形象资料和简牍文字资料等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分类整理，不仅使本书的研究具有丰富、翔实、扎实的资料基础，体现出“论从史出”的优良治学方法，而且为学界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其二，通过各种服饰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并与文献史料有机结合，对东周和秦汉时期的主要服饰类型——上衣、下衣、足衣、首服与发型，以及服装的质料、纹饰和色彩等，分别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结合“名物”考证，初步从考古学上揭示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服饰样貌及其特征，可谓当时服饰文化的全景式描绘，尽管这种描绘因资料所限大多还是“点状的”。

其三，基于对东周列国服饰的细致的类型学考察，对东周时期服饰文化的多元体系和二元格局，以及东周服饰的时代性符号——深衣体系的形成进行考古学解构和理论性概括，进一步深化了对东周服饰体系和服饰文化总体特征及其演变的认识。

其四，基于秦汉王朝中心统治区和西南及西北地区服饰类型及其特征的全面梳理和宏观考察，不仅揭示了当时汉民族的服饰文化面貌及其发展演变和边远地区少数族人群的服饰文化传统及其特点，而且初步构建起秦汉时期服饰文化从西汉早期的多元格局、历经西汉中期的趋同化发展再到西汉晚期及东汉时期稳定化发展的“三段式”演进模式。这实际上也是从服饰文化的视角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秦汉时期真正形成进行的深入阐释。

其五，基于上述各方面的分析和考察，初步厘清了汉服（狭义上专指汉代服饰）以东周时期深衣的样式为基础到西汉中期形成具有统一风格和全新服饰面貌的汉服的形成过程，勾画出了东周秦汉近千年间服饰文化的演进轨迹，从考古学上揭示了“汉服的形成”及其社会历史和文化动因。王方在书中指出，“汉服的形成和发展一直是在不断交流中兼容并蓄各种服饰元素实现着自身的巩固、完善和发展”，“汉服已非单纯的服饰类型或是对某些具有共同款式特征的服饰类型的统称，而是汉家礼仪的重要内容，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标识”，并且“奠定了华夏服饰体系的形态基础”。这些理论性概括，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汉服热”持续高涨的今天，对于科学理解和认识“汉服”以及华夏服饰体系，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其六，关于服饰文化和服饰考古的理论思考和探讨。基于东周秦汉服饰考古学研究的实践，该书对服饰文化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服饰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形态、思想意识、审美观念、宗教信仰、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格局等的内在联系等；与此同时，就服饰考古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和阐述，如服饰考古的学科定位、研究路径、基本任务和最终目标，服饰考古材料的科学性和局限性问题，服饰考古与服饰史研究的异同及相互关系等。凡此种种思考及其认识，尽管大都是初步的，还需要不断深化和完善，但它们都是作者在研究实践中的切身体会和感悟，有些是颇有见地的，对于今后的服饰文化研究和服饰考古及其学科建设，都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要之，《汉服的形成》无论是考古材料以及文献史料的收集、梳理和解读，还是基于考古资料和考古学方法并与文献史料有机结合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阐释逻辑，无论是各种类型服饰样貌的复原还是服饰体系的构建、服饰文化的解构乃至有关服饰文化研究和服饰考古的理论思考和探讨，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对“汉服的形成”做出了初步的考古学回答和书写。这既是东周秦汉服饰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服饰考古学研究的一部力作。

当然，该书毕竟是东周秦汉服饰考古的阶段性成果，囿于考古资料以及作者精力和积累的局限等，从服饰考古的总体要求来说，书中也还多有缺憾。譬如，将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尤其是出土文献资料相结合的名物考证作为服饰物质形态研究的基础作业之一，有待进一步加强；以服饰的物质形态研究为基础，服饰之精神属性和精神内涵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坚持以考古资料和考古学方法为本研究服饰的同时，将服饰考古成果融入或服务于整体的考古学研究需要更多地思考和实践；对服饰之“时代性”和“统一性”进行归纳总结和宏观叙述的同时，对其地域性、季节性、职业性、应用场景和阶层差异等给予足够的关注也是必要的。很显然，东周秦汉服饰的考古学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尤其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无论如何，《汉服的形成》标志着王方在服饰考古上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并且初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范式，只要沿着这条路子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取得新的学术成果、做出新的学术贡献，未来可期。

就服饰考古而言，它作为现代考古学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学科建设上既需要理论的探索，更需要研究的实践。因为，实践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唯一源泉。或许有学者认为服饰考古只不过是古代物质文化研究——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在有的学者看来，服饰考古不是什么宏大叙事而仅仅是形而下的“小学”而已，但服饰及服饰文化研究在人类文明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也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在全面解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其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更是显而易见。令人欣喜的是，已有不少中青年学者加入到了服饰考古的研究队伍中来，如2015年和2016年分别出版的徐蕊同志和郑春颖同志的博士论文《汉代服饰的考古学研究》和《高句丽服饰研究》，都是古代服饰断代考古研究的佳作，显示出服饰考古充满了活力，具有广阔的学术和文化前景。我深信，服饰考古必将在中华服饰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史研究中书写浓墨重彩的篇章。

是为序。

白云翔

2023年新春于燕京陋室

后记

文｜王方

2011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东周秦汉女性服饰的考古学研究》顺利通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杨泓先生，委员信立祥先生、赵化成先生、冯时先生、郑岩先生，论文评阅专家韩国河先生、吴春明先生对论文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很多指导性意见。此后，根据这些宝贵建议，我对论文进行了修改完善，进一步扩展研究范围并在自己的研究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认识，于2017年开始集中修改并于2019年立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这本书即是项目成果的呈现。

自从与服饰考古结缘，转眼已十五年过去了。其中的汗水、辛酸、困顿和喜悦除了自己刻骨铭心，恐怕只有导师白云翔先生能够感同身受。我对考古学的兴趣始于中学阶段，虽然经过本科和硕士阶段的积累，已对考古学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然而对考古学的理性认识却是在博士学习期间培养和建立起来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写作、定稿无不是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书稿的修改、深化、成书也离不开老师十二年的督促与鞭策。十五年前，服饰考古对我而言还是一个全新而又陌生的领域，用三年时间完成博士论文，其难度可想而知，是老师一次次的鼓励让我知难而进；博士论文完稿后的十二年中，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和庞杂的家庭琐事，每有懈怠的瞬间，是老师“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扎扎实实做学问”的谆谆教诲让我坚守学术信念，对治学不敢有丝毫的敷衍。白云翔师学术视野开阔、治学态度严谨，对学生自然也有着同样的要求，然而在生活中，他却像一位慈祥的父亲，事无巨细总少不了几句叮嘱。我庆幸十五年前能知遇这样的严师慈父，于我而言，他更像是我人生路上的引路人，我深知，是老师的心血浇灌换来了我在学术道路上的成长。在书稿即将出版之际，首先对我的恩师致以深深的谢意！

对博士论文的完善集中在入职国家博物馆的这十二年间。自沈从文先生开辟了古代服饰研究领域，国家博物馆一直是古代服饰研究的前沿阵地，能在这里继续从事服饰考古研究让我倍感幸福。与沈从文先生虽无缘谋面，但从高中时代起就阅读过先生的文学作品，他精奥灵动的文笔常让我感到望尘莫及。然而当我走入服饰考古之门后，却惊喜地发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的很多思想火花会让我时有共鸣，于是在2011年我完成了第一篇品读沈先生研究的读书札记。2022年受馆里指派编写《国博名家丛书·沈从文卷》期间，我在整理沈先生学术事迹时惊喜地发现自己与先生虽有三代之隔，却是同一天生日，这样的因缘际会更坚定了我深耕古代服饰研究的决心，每每反复咀嚼着沈先生的文字，仿佛是与先生跨越时空在对话。更深切地感受到沈先生的平和则是通过日常与孙机先生的闲谈了解到的。入职国博后我有幸与孙先生的办公室门户相对，除了聆听先生趣谈学闻故事，也常有幸得到孙先生在学业方面的教诲，先生对博士论文的肯定和修改意见让我备受鼓舞。2019年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先生曾高兴地应允待书稿付梓时为之作序，奈何自己力有不逮，未能尽快修改完稿，而先生竟于2023年6月15日驾鹤西去，与先生之约终成憾事。在书稿即将出版之际，谨以此书致敬两位服饰研究的前辈先贤！

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我曾短暂就职于山西博物院，承蒙山西博物院院长石金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书记张庆捷二位先生的推荐，使我有幸能够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谨向二位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卜宪群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中央美术学院郑岩教授对开题报告进行了仔细审阅，并对论文的架构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开题后，冯时老师和刘振东老师作为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成员常给予我指导和鼓励。谨此向诸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论文的写作过程枯燥而艰难，在王府井东厂胡同27号的写作时光却是那么让人怀念。空间不大但工具书齐全的阅览室往往能偶遇大家，张长寿、杨泓、孟凡人、刘庆柱诸位先生的答疑解惑使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与陈星灿、施劲松、许宏、董新林、姜波、徐龙国、洪石、刘瑞、郭物、陈凌、仝涛诸位老师的愉快畅谈，常让我顿生灵感，获益匪浅；阅览室陆志红、曹原老师为我查阅资料提供了诸多便利；李淼老师对绘图技巧予以细心指导；考古系丛德新、雷然老师做了大量细致的教务工作。在此，谨向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实习考察对服饰考古研究助益良多，学习工作期间，我曾在洛阳整理汉墓资料，多次前往西安、徐州、荆州、济南、淄博等地收集服饰资料。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钱国祥、石自社、韩建华、郭晓涛、刘涛、赵海涛、王莲芝诸位老师给予我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山西博物院李勇副院长、谷锦秋老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罗运兵副院长，荆州博物馆彭浩先生、杨开勇馆长，徐州博物馆李银德馆长、原丰副馆长、宗时珍副馆长，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武利华馆长，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葛明宇馆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张卫星老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柴怡、朱连华老师为参观调研、收集资料提供了诸多便利并提出宝贵意见。承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谭青枝老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同修院长、李曰训老师、魏成敏老师，淄博市文旅局于炎老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韩炳华老师，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雷建红老师，首都博物馆俞嘉馨老师，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冯钢老师、龙真老师惠赠资料。谨此一并向诸位老师致谢！

在书稿充实完善期间，馆里的领导及同事们也给予我很多帮助。国家博物馆董琦副馆长、陈成军副馆长、白云涛副馆长、丁鹏勃副馆长、张伟明副馆长、铁付德主任、杨红林主任、周靖程主任、王志强主任、赵永主任给予我很多支持和鼓励；与孙彦贞、于采芑、李维明、姜舜源、马玉梅、霍宏伟、戴向明、朱万章、刘建美、李守义诸位老师的日常交流时常获得意想不到的写作灵感；冯峰老师时常将自己宝贵的研究资料倾囊相助并时有督促；宋亚文、李岩、樊祎雯、王云鹏、王洪敏、朱亚光、童萌、林硕、杨瑛楠、孙曦萌等诸位同事给予我精神支持和各方面的帮助。谨此向各位领导和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

同行之间的交流也是这部书稿很多思想火花的重要源泉。北京服装学院邱忠鸣老师自博士论文阶段就给予我许多帮助和精神支持。故宫博物院严勇老师、中国丝绸博物馆赵丰馆长、周旸副馆长给予许多指导和帮助。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正建老师、孙晓老师、赵连赏老师，中国传媒大学张玲老师，清华大学贾玺增老师，南京博物院左骏老师，北京服装学院刘元风院长、贾荣林院长及陈芳、杨道圣、蒋玉秋等诸位老师的学术交流也获益良多。谨此向各位同行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也向曾与我一同奋战博士论文的战友们杨勇、宋江宁、赵相勳、林承庆、中村亚西子、南健太郎表示感谢。杨勇作为同门同窗，一直给予我兄长般的支持和鼓励！王睿、孙波、吕鹏、郭志委、张建峰、黄娟、黄益飞、刘昶、王飞峰、彭小军、刘羽阳、李鹏为、韩茗等各位师兄弟姐妹也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我很多关心和帮助。自2008年到北京读书和工作以来，申云艳、张磊、郭京宁、王新天、杨勇、王欢、王炜、王彬、彭菲、刘志岩、宋叶、罗虎、吴晓丽、关莹、佟珊等厦门大学考古专业的师兄弟姐妹们也给予我多方面的关心和鼓励。近三十年的好友单园园、焦艳、王琨也一直慷慨无私的帮助支持我。借此机会，向所有给予我关怀和帮助的学友们致以最真挚的谢意！

社科基金匿名专家们对本书进行了认真审读并给出很多中肯的修改建议，科学出版社孙莉老师多年来为本书的立项和出版提供很多建设性意见并提供帮助，责任编辑蔡鸿博老师为编辑出版工作付出大量辛勤劳动。在此向他们的积极努力表达最真挚的谢意！

最后，我要深深感谢我的家人对我一如既往的坚定支持，是你们的包容和鼓励让我不畏学业的艰难，一路走来。你们的理解和支持将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华夏冠服体大思精，本书也只是服饰探索的起点，深感智识有限，恐难以几十万言即把东周秦汉服饰完全说清道明，唯在服饰求真的道路上固志不舍、倾尽绵薄，贡献自己的一点心得。若能成为引玉之砖，实幸甚哉！

王方

癸卯年冬月于溪语陋舍

王方（1981.12—），女，山西太原人。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博士毕业，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工作部研究馆员。先后毕业于厦门大学、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领域为汉唐考古、服饰考古。

汉服的形成

——东周秦汉服饰的考古学研究

第一节 研究课题的提出

第二节 东周秦汉服饰研究简史

第三节 东周秦汉服饰考古学研究的相关说明

第一节 服饰的考古发现

第二节 服装的主要类型

第三节 首服与发型

第四节 服装的质料、纹饰与色彩

第一节 “服以旌礼”——“三礼”背景下的西周服饰

第二节 “礼崩乐坏”——东周服饰文化的多元体系与二元格局

第三节 东周服饰的时代符号——深衣

第一节 服饰的考古发现

第二节 服装的主要类型

第三节 首服与发型

第四节 服装的质料、纹饰与色彩

第一节 文献构建的秦汉服饰图景及相关认识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服饰文化

第三节 秦汉时期的服饰制度

第一节 西南地区的服饰文化传统

第二节 西北地区的服饰文化传统

第一节 秦至西汉早期服饰的多元化局面

第二节 西汉中期服饰的趋同化发展

第三节 西汉晚期至东汉服饰的稳定化拓展

第一节 深衣——汉服的形制基础

第二节 “汉服”的初现

第三节 汉服的形成与发展进程

第四节 汉服的历史影响

第一节 东周秦汉服饰研究的启示与思考

第二节 服饰考古学研究的探索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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