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离开时，每个人收到的除了一卷证书，还有一只平平无奇的环保纸杯。它源自一位日本诗人的即兴创作，献给我们中那些住在看不见风景的房间里的人。未来，这些房间将被改造成精神健康类的关怀场所。而在过往的无数个周末，这里总是迎来大批精神到爆炸的鹰眼球迷，并将他们的命运无情劈为两类：一类临河而居，另一类的窗外除了橘红色砖墙和持续轰鸣的发电机，什么都没有。某天，不知谁屋里的一次性纸杯偶然被风吹落，成就了第二类人眼中珍贵的动态。纸杯随风翻转，变形，低空起飞后又迫降，不分日夜地作着困兽之斗。人们看见它，讨论它，赞美它，记住它，其中也包括我。我的窗外没有风景，但这不妨碍我成天带着床单往外跑。天气尚热时，随机选一片松软的草坪或一棵繁茂的树，扮演Kindle商标的真人版，在树下打开Kindle的瞬间，就完成了一次秘密的套娃。看书的终点毫无意外总是犯困，把床单系到两棵关系不太好的树上，躺进秋千，四面都是风景。
风景敌不过风，很快天冷了，人们只能重返室内。我最中意货梯后方的隔间，旁边是电控室，一扇门长期将出口和走道阻断，方寸里就有了不知魏晋的气场。偶有人推开，像是误触异世界，飞快退了出去。我真应该抓住这些失控的瞬间告诉对方，其实我是煤球菌变的。
2.
参照系是不讲道理的。比如第一次来到密尔沃基时天已黑了，同绝大多数城市一样，夜晚的街道空空荡荡，并按美国人一贯的环保标准，写字楼灯火通明。一条河道贯穿中央，大铁桥群起而围之。走在这些建筑之间，我老觉得自己回到了外滩。同行的D说，难道不是外滩像这里？对哦。可就个体而言，历史总是遭到私人记忆的无理切割。所以当我先走进I河边的视觉艺术楼，见到流线型的白色回廊，再去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那一层层优雅的纯白圆弧让我不免发出略带冒犯的愚蠢惊呼：真像啊！
哪怕珠玉在前，我仍偏爱山寨版的古根海姆，只因为它拥有一间完美的教室。说不出具体在几楼几零几，反正它就在那，一个角落，三面墙，一只圆形挂钟，一扇长条梯形的天窗。我从没在那上过课，也没见谁正在上课，它总是空着，也总是开着。有人记得《我为歌狂》里叶峰的房间吗，他坐在床边弹琴，雨打进他头顶的天窗。但这里的天窗总对着晴空，有时鸟和飞机掠过，有时是几片色彩难辨的叶子。我空手而入，乘着课桌的万向轮在地面随意滑行，想象自己身处失重的宇宙飞行舱，按下门口的自动按钮，等一束光从头顶缓慢撒开，撒开，如同挑棍游戏的第一步。由于太喜欢，我几乎舍不得在里面做什么事，看书，睡觉，都不合适。倒是曾热情地拉朋友去看它，就像看望另一位叫我自豪的朋友。我们在它面前聊天，偶尔打开内置电脑，或在白板上涂涂画画，好像这样一来，这个朋友也加入了我们的对话。应该说，它早就加入了，以细微的光影变化来应答。
3.
邻近的艺术楼和山寨古根海姆同属一位设计师，他来自纽约，是美国高校建筑的中标专业户。艺术楼身世坎坷，刚建成不久就遭受了水灾的冲击，经重塑，如今端庄得不露一丝痕迹。主体临石壁而建，头顶杂草兴盛，底下一汪绿水，它的美貌让人不得不静坐下来。二层的图书馆横生水上，好像抽屉被拉出来之后忘了关，久了就关不上了——那圈露天楼梯是走不通的。沿落地窗坐下，面壁思过，目之所及的绿色强烈又沉静。这里的学习氛围称不上浓厚，座位零零落落，甚至不如石壁上的草密。我最爱抽屉正中间的位置，看建筑的阴影把湖面分成深浅两重，风过水上，两重颜色彼此渗透，与倒映的草木混为一潭，晃眼，但不晃神。
4.
主图书馆有一间本地妇女档案室，自1991年起公开接收I州女性的历史资料。走进去，书架上每个文件盒都标注了对应的姓名和编号，但普通读者没有直接查阅的权限。我每次都会在前台电脑上随机搜索一个感兴趣的人，然后坐下，等管理员把档案调取出来。这过程像点菜，但结果更接近开盲盒，摆在我面前的资料有时是一两册，有时堆满了整张书桌。
我的选择总是从亚裔开始。一位叫Kim的越南女性出生于西贡，后在I州获得教育学位，成家生子，担任本地学校的校董。她的档案在五十岁以后逐渐走出框架，罕见地以移民女性的身份参与州议员竞选，留下许多传单、发票、信件和纸媒报道。但直到看完，我都没找出一份关于结果的记录。（据网络资料显示，赢得初选后，K以小于5%的差距在正式选举中落败；她是州史上首位参选的移民女性。）回想一遍，我忽然意识到，在K提供的如此周详的私人文档里，除了那次参选结果，被选择性跳过的还有她所经历的上世纪70年代——似乎有意回避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与其个人身份的牵连。
后来我在一个性别权益机构上认识了同为越裔的年轻女性B。身为移民二代，她很快谈起同父母辈在身份认知上的种种出入，并对我提到的K感到好奇和激动——尽管我们都明白，从K的竞选团队为她打造的人设来看，在当时，消除差别远比保留特征重要得多。某种意义上，B正活跃于与K相似的公共领域，只是代际差异让她的立足点有所转移。共和党出身的K在90年代初以家庭为支点号召选票， B则把自我关怀放在一切的前面。B的办公室是一栋老旧的白色别墅，里面有很多空置的小房间，软硬设施齐全，每个人都可以任选一间享用，我正是这样进入的。一个暂时安全的角落，能在对话中找到回声的角落。午餐时间，B一边啃三明治，一边主持着关于性别与职场的线上对话，她有着同信用卡广告上的模特相似的笑容，自信，亲切，又隐约带着一点强撑。我不知道B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是否很多年后，也会有像我这样的闯入者，从形形色色的妇女档案架上翻开属于B的那一页，并将它告诉下一个人。
5.
返祖就是，日子里总有那么几个时刻，人会突然很想当鸟。每逢这股愿望涌起，我就得找栋高层建筑爬进去过把瘾。但在I城，做这件事恐怕会失望透顶。酒店天台也好，学生宿舍也好，即使是夜里，一眼望去，除了微弱的路灯什么都没有。偏偏医院的钟楼又死活找不到入口，只好去开放式停车场的顶层呆着，看眼皮底下的车一辆一辆入库休眠。中西部没有傻子会开电车（除非当成备用或玩具），豪车的后视镜十有八九挂着中国结，召唤本地血性的只能是浮夸又费油的皮卡，当它们在粗犷的州际公路上甩起沙尘，你看到的简直是牛仔和他的马，谁不想循着噪音飙上一段？我最喜欢看卡车拖头，一双又凶又憨的大瞪眼，活脱脱从《汽车总动员》里跑出来的。卸下挂厢，短短一截贴墙站着，像只脚后跟，跟它的名字Bobtail再配没有。见头如见人，也许是这行太枯燥了，司机都爱费点心思打扮车头，我见过全是可口可乐贴纸的，当然也有插满鹰眼旗帜的。在停车场呆久了会产生一种错觉，就是人和车的主仆关系发生了颠倒，也渐渐能进入南方文学那些动辄一页半页的关于车的年份、型号和组装修理的无聊对话，觉出其中的一本正经和幽默。有趣的是，当我在底特律的通用大厦见到同样回转陈列的经典车型时，反而感到一阵陌生，也许车和动物一样，是不能长久被圈养在室内的。只有在月黑风高的停车场，你才敢相信，它们睡醒后会扭扭脖子，一个接一个离开。
6.
走累了，找块墓地歇歇脚。墓地安静得没有呼吸，躺下就睡着了（仔细想想，是真的只有我在呼吸）。有的在玉米地边上，有的紧挨着社区，家门口的鹰眼旗帜和石碑上的在同一片风中哗哗作响，生死没有禁忌，不论距离。见识过纽约的“死人区”后，我开始理解这里的人对纽约的“侧目”。从拉瓜迪亚机场驶向皇后区的途中，有一片古老的加略山墓园（Calvary Cemetery）让我感到紧张，几代市民的石碑像针灸那样密密麻麻地扎在一小块隆起的土包上，映衬着身后密密麻麻的建筑群，望一眼，就足够感到人们在世时的拥挤和焦虑了。打开地图软件，最常出现的评论是，请问怎样才能在这里找到我的（外/曾）祖父/母？瞧，方位在持续见缝插针的努力下失去了实指。从布鲁克林日落公园一路向北，灰尘四起的主干道后方是有几个日落公园那么大的绿荫公墓(Green-Wood Cemetery)，这里的“人”均居住面积相对更宽敞些，以至于附近的大活人也要抢占一片难得的清静。地下的前辈整日吸着来来往往的汽车尾气和活人的戾气，可曾停止过邻里间的争吵？派对动物，冥想天使，争吵让他们在相互纠缠中失去了升入天堂的机会。不过他们应该并不想去，纽约再挤，他们也只想呆在纽约。有一句话说，洛杉矶是破烂天堂，纽约是快乐地狱。那么在与两头各距一千多英里的辽阔腹地，人们该怎样定位自己？欢迎来到人间，躺下即可长眠。
7.
最后一个周日，我第一次准时到达教堂，总算没错过开场的赞歌。I城到处都是教堂，探索一番后，有些热情传教的就恕我不当回头客了，兜兜转转，最常去的还是离家最近的那间。我喜欢坐在最后几排随便听听，神父B的讲道如同官方听力考试一样字正腔圆，白发大叔的领唱令人放松，听多了就都会了。结束后，按惯例和本地人聊些没头没尾的天，吃奇形怪状的、住着虫子的有机苹果，在普遍对甜度丧失判断力的中西部，你能尝到的唯一不算太甜的蛋糕就是教会里的了。等大部分人离场，我必定要悄悄返回二楼坐上一会。四周重归宁静，视线与房顶的壁画、吊灯平行，从彩绘玻璃窗透进来的光束让灰尘变得具体可感。这些都让我想起小时候。小学生活有两年多是在一座废弃的修道院度过的。教室里永远有石柱把同桌分开（就像《贫嘴张大民》里大民床上的那棵树），楼上永远住着吵吵闹闹、油烟四起的人家，室内体育课的地点永远是不正规的中央礼堂。在海绵垫子上做前后滚翻和跳鞍马，落地，目光与头顶的钟楼相触。我老想靠近那个顶，圆满的弧度让人心情平静，可它实在太高了。修道院将拆未拆时，我和老王数次爬进去玩，门口的百年香樟依然健壮，满地都是生活的遗物。我们常去的另一处是医院背后的圣母显灵堂，曾是远东地区第三大的天主教堂。改造为景点之前，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废弃的状态，杂草丛生，墙壁渗水，高高的彩绘玻璃被小孩用石头砸得千疮百孔，但这些却愈发显示出它纯净的光晕。信仰退场，空间的余韵从未散去。鸟飞过，回声泛开，类似的情景，等我在异国他乡的郊野废墟上再次亲眼见到时，老王已经不在了。
2024.4.28
[半点心]是王占黑在笔会的专栏
作者：王占黑
文：王占黑 图：王占黑 编辑：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