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BEAR】财政，是一个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回顾过去75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财政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积累了基本无重大财政危机的诸多经验，这是怎样波澜壮阔的故事？眼下的中国又面临经济转型的重大挑战，我们国家财政顺利爬坡过坎的底气有多足？
近日，见证大半部中国财政变迁史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就上述问题，在北京与观察者网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近日，贾康与观察者网编辑交流中国国家财政75年来的成就与挑战观察者网
从建设性财政到经济性分权
观察者网：建国75周年来临之际，我们回顾一下，中国从1949年财政收入只相当于303亿斤小米，赤字却达264亿斤小米，到2023年四本账加总年财政收入41万亿。您作为见证了大半部中国财政发展史的权威专家，能不能结合当时的挑战与突破，谈谈您眼里的我国财政制度的变迁？
贾康：首先应该充分肯定，财政这样一个国家政权为主体的分配体系，它具有服务全局的功能，也要按照不同阶段的客观要求与时俱进地处理自己的制度安排与变革。
我要特别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表述，即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如果把这样的评价，放在学理上来做简要分析，是很严谨的。
所谓财政就是以社会权力中心为主体的分配，它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早在原始社会阶段就已经有财政的概念，一个社会一旦开始出现剩余产品，就会出现如何进行剩余产品分配的问题。当这种分配制度相对稳定后，就形成了所谓的私有制。然后要维系趋于多元化的整个社会运行，就必须要有一个不再局限于血缘关系的权力中心，即国家。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财政问题，任何一个国家政权体系都必须做到以政控财、以财行政。以政控财，是指国家必须以政治权力控制社会总产品中的一部分，主要来自剩余产品的公共资源，这是财政发挥职能的前提。以财行政，是说国家政权体系拿到了这些可用财力后要去履行政府的职能。大到国家安全、国土开发，小到建马路和设置照明系统，都必须由政府牵头，用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方式来形成可持续的公共产品供给。
放眼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发展，我们寻求的首先是站起来，其次要富起来，然后再强起来的现代化。这个过程中，财政及其制度变革一定是应以服务中华民族所有社会成员根本利益为目标的。
观察者网：前面您提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我国的财政体制分别展现什么样的特点？这些特点优势基于什么样的现实状况而形成的？
贾康：根据中央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财政体制的演进脉络。在“站起来”传统体制时期，财政密切顺应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以生产建设型财政为基本特征。
进入“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新阶段，财政体制必须打破高度集中的模式，向分权化迈进。这一过程中，财政体制经历了从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的转变。初期，通过“分灶吃饭”等行政性分权措施，逐步探索合理的分权路径。直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奠定了经济性分权的分级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这是财政体制改革里程碑式的举措。
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有效匹配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标志着我国财政体制在制度安排方面的重大进步。
1994年至今，随着财政体制不断演进，分税制的基本框架虽然确立了，但也给进一步深化改革遗留了很多任务和挑战。
当前，应该坚持并优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本框架，同时要进一步革除体制机制中的弊端，比如说基层和地方财政困难、地方隐性债务风险以及土地财政短期行为等问题。
观察者网：回顾我们过去75年的发展，财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人认为我们过去70多年未曾遭遇重大财政危机，是否因为我们在某些方面做对了，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而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跨越，同时为“强起来”奠定了坚实基础？您认为这里面有哪些关键因素？
贾康：如果我们看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即“富起来”的这段历程，实话实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确实发生过一些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化认识的类似危机的情况。
同时，经济运行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明显的压力阶段，时至今日，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风险或危机因素，在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与程度虽不一样，但都必须讨论和正视。
2023年国家四本账实际收入情况，以及2024年的预算收入情况 新华网
然而，正是这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引领中国完成了从原始积累到经济起飞的跨越，一直走到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制造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成为了全球最大规模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但是中央同时指出，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一国际地位还没有根本性改变。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我们已从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低的水平，跃升至现在的约12,500美元，与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差距不大。
但是挑战性的问题又来了，这几年我们处于经济下行态势；在美元计价体系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过去几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贬值趋势，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也面临着爬坡过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考验。
我们的经济总量曾经一度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70%出头，但现在又回落到了60%左右，且这一比例还在波动中，这些都是挑战性的问题。
总体来说，中国已从一个人均水平和发展起点都相对低下的发展中经济体，逐步成长为在发展中经济体里排名靠前，并努力接近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国家。同时，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达到世界第二的位置，这是通过改革开放释放生产力潜能所取得的非凡成就。
这样的超常规发展一度在国际上被评价为“中国奇迹”，然而在黄金发展期的辉煌阶段过后，转而迎来了矛盾更为凸显的新阶段。近年来，国际上不时传来“中国崩溃论”的负面评价。
尽管其中有非理性和极端化的声音，但我们要正视现在面对的挑战和困难。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过程，中央明确提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旨在使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在中高速增长区间实现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战略目标。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们要充分肯定解放生产力的成就，同时又不应该只讲成绩而忽视挑战和困难。
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指出，在改革深水区，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为什么？就是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基本逻辑，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有效解放生产力，否则死路一条。
这是我们的发展经验，也是总结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得出来的一个简洁但又深刻的战略判断。只有坚持改革和深化改革这个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才能够使我们取得发展的最大红利，以创新第一动力，实现可持续、包容性的发展，从而使“中国梦”梦想成真。
中国特色财政体制与“中国式现代化”五个特征息息相关
观察者网：回望过去75年，尤其是改革开放这段时间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财政体系，土地财政是否可以算作创造了货币基础助力中国经济起飞的关键因素？
贾康：如果讲中国特色，首先要领会中央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财政，要顺应中央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基本特征。
第一，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和经济规模都超大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有一套独具中国特色、高水平定制化的解决方案。财政作为关键一环，既要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又要处理好中国自己的国情。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强调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如今在新时代领导人的反复强调下，已开始了对此更为发力的新阶段。过去，需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现在强调要带动其他的地区和社会成员走向共同富裕，但具体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财政在这方面的功能作用不可替代。
十四五以来，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逐年加大。这是我国有效弥补地区发展不平衡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新华网
比如中央讲促进共同富裕有三个层次：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财政都必须积极参与，特别是再分配里的直接税改革，目前还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到了第三次分配，财政也必须做好制度引领，引导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效结合。随着现在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的物质基础要更好地匹配精神文明的建设。比如在社会生活中，假冒伪劣、欺诈行为频发，道德原则遭遇冲击。这个浑沌过程中，我们的文明进步需要取精华去糟粕，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而重建新的道德伦理规则体系。比如，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虽然秉持社会主义理念推进公益慈善事业，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有明显的不足。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应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生态文明。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就指出，不要重走西方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遗憾的是，我们后来还是没有能很好地避免这条老路，出现了明显的大气污染、水流污染、土壤污染等多重环境问题。
在生态文明理念的倡导之下，这些年我们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例如，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亮点。这方面的成绩要充分肯定，但在继续巩固已有进步的同时，确实还要面对很多挑战性的问题。
十四五以来，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新华网
比如，国际上指责我们"新三样"产能过剩，将来如果要跟国际社会更好地交流、更好地对话，更好地促进人和自然界在生态文明方面的和谐发展，我们就要做好一系列消解阻力、克服矛盾的工作。
展望未来，中国已经明确对全世界承诺了“双碳”目标，它既是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命题之下，我们自己根本利益的客观需要。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如果不能和平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就很难梦想成真。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俄乌战争的火药桶，有中东的火药桶，我们周边还有很多风险因素和危机因素。怎么样处理好中国和平发展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处理好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中美关系。
现在中央的基本指导方针已经非常清楚，我们不赞成美国把中美间的竞争放在第一位的认知。中美显然是有竞争的，但是中国方面认为首先应该把合作放在第一位，因为中美还是有明显的共同利益的。我们绝不脱钩断链，而是应该千方百计和平发展、积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显然必须包括头号强国——美国。
那么财政就要服务这个全局：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必须是内循环为主体，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握主动权，同时另一方面绝不放弃外循环，包括和美国互通有无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积极促进中美关系形成有竞争更有合作、尽可能和平发展的格局。
研究财政必须“跳出财政看财政”，不能仅局限在财政自身业务的眼界之内，一定要胸怀全局。对应中央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财政要关键性地匹配上自己的功能作用，争取以财政服务全局，多做贡献，助力中国经济起飞和可持续发展，使我们的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
财政确保有效投资仍是关键，利于提振信心释放消费潜力
观察者网：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视角来审视，财政无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回到更具体的问题上，有学者提出中国在过去40多年的高速发展阶段，财政支出结构呈现出高政府投资、低福利支出的特点。当下也有学者提出要转变这种财政支出体制，扩大福利支出。您认为这种高政府投资、低福利支出的财政，是否是后发国家的阶段性必然？还是中国财政的特色结构？
贾康：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投资发挥了极大作用，确实有它的独特之处。传统体制下，我们的财政被人们称为生产建设性财政，意味着财政资源是通过投资安排出去的。
用过去的经验总结来说，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在整个国民收入里的比重达到40%左右比较合适。但这个数据不应该僵化套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产建设性财政要转型，政府投资比重下降，但并没有完全退场。
从全球视角审视，中国政府的投资规模明显收缩后，在主要经济体中依然处于高位，这背后蕴含着中国特色的发展逻辑。作为发展中经济体，中国要通过超常规路径去追赶发达经济体，力求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跨越式发展。我们所主张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强调“守正创新，守正出奇”的战略思维。中国的财政既要借鉴现代化的普遍国际经验，又要对应中国国情下对现代化的特定客观要求。
一个有利因素是，中国拥有将高储蓄率转化为投资资金的独特优势。从统计上来看，人均国民收入是不断提高的，老百姓可支配收入也是随之提高的。原本在趋近于高收入经济体过程中，中国储蓄率应该适当有所下调，但由于这几年特别是三年大疫之后，老百姓的避险意识上升，所以社会整体的储蓄率又提高了。
储蓄率和投资率是有连带关系的，在中国的国情之下，高储蓄必须转化为投资，才能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就业。近年老百姓在可支配收入节节上升的同时，边际消费倾向却未能上升，从而继续导致高储蓄率；又由于经济进入低迷阶段，投资偏冷，大量储蓄资金沉淀在银行，无法转化出高投资率。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有配套的相关政策。一是要求政府要实施反周期操作，以有效投资提供就业，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进而使百姓的购买力有源头活水，持续不断提供民众的消费能力。二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老百姓减少后顾之忧，有收入后敢于花钱安心消费。
当下要强调的是，在市场主体仍然普遍存在信心不够提振的问题，预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我认为首先应该要综合施治，提振信心，改善预期。
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方针中，包括做好预期管理，实际上对应的就是这一现实重大问题，即使老百姓在方向感、安全感、希望感这方面能够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向好预期，我认为这也是当下必须特别注意的事情。
针对提高企业信心、促使公众预期向好方面的现实问题，要对症下药。比如中央强调要保持宏观政策的一致性，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地方层面的一些动作，是违反中央这一非常重要的方针政策导向的。这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地方由于财力紧张，对企业搞倒查多少年，去追索，去罚没，其中的扭曲是不能否认的。 从今年上半年统计数据来看，GDP增长虽然达到5%，但因为种种原因财政收入以现价计算却是下降的，而地方为主的非税收入同期却增长了11%以上，背后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分析。
以上这些，都关系中国特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如何如愿释放的问题。我们的储蓄率不能一高再高，消费潜力要可持续地得到释放。
但如何释放中国这个特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确实是一个系统工程问题。简单来讲，以有效投资扩大就业是关键，低迷时期加大政府投资提升景气以拉动非政府投资跟进，确有必要；至于还要消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释放消费潜力，则需要财政对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稳定的支持。
土地财政弊端的责任不在分税制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未来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需要正视财政目前面临的几个风险点，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财政收入下降问题，如果从历史角度讲，形势有多严峻？
贾康：我们一般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即财政依存度 ，来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运行质量，比重越高，说明财力越足。
从这个指标看，我国是从早年传统体制下的高位往下调整后又变得过低，直到1994年以后才有向比较高水平的回升。在相对稳定一段时间之后，这几年总体来说还是下降的，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减税降负措施，使得统计公布的政府收入占GDP比例，有所调低。
2023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情况新华网
得承认，特别是三年大疫之后，地方政府目前的收支矛盾非常突出。前已述及，这种压力下出现了地方政府所谓刮地皮式的追索、罚没行为，导致非税收入猛增。这里面明显包含着违反中央大政方针的因素，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基于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财力越困难，就越看重土地批租。
中国作为一个依然具有典型发展中国家特征的经济体，其国土开发的空间相当大，很多地方辖区的土地批租收入，直观来看是很有分量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地方政绩锦标赛”的问题。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追求政绩是合乎官员应有行为模式的，关键就是这个政绩是不是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
坐在位子上的“关键的少数人”，更关心的是任期之内怎么出政绩，政绩怎么样得到各方面特别是上级领导的重视等等。那就必然看重土地批租，因为这个方式有利于一次性把钱拿足，然后可以做想做的标志性项目建设，从而达到学者所说的“地方政绩锦标赛”的目标。但一块地皮一旦批租出去，40-70年间不会再由这个途径产生一分钱的地方收入了，然而这个并不是在任领导人所关心的，反而容易与开发商“合谋”式抬升地价取得当期更大的可用财力，短期行为由此而来。
这就联系到我们的房地产市场过去为什么不断出现“地王”和过热的局面。为了应对这种过热局面，不得已采取以行政手段为主的措施来往下硬压，而这种手段会明显带来一定的副作用。
我们不能否定获取土地使用权的“招拍挂制度”，因为在国土开发上，对应土地使用权的分配，还没有更好的形式来引入市场机制。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样通过制度建设和政策优化，把中国式的土地财政实际对接到地方政府更合理更广义的土地财政上去，即不能只靠土地批租，而是要靠土地使用权交易后，所建成的不动产在持有环节的税收，源源不断地产生地方收入，这是地方政府在财源建设概念之下需要考虑的制度建设问题。这就涉及到地方税体系建设、扩大直接税等配套改革了。
截止2023年年末，全国政府法定债务率为56.1%，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新华网
有些人把“土地财政”的短期行为问题和地方财政困难、隐性负债债等问题都归咎于分税制，这种错误认识必须排除。事实上中国地方概念的省以下，并没有贯彻分税制安排，像沿海的辽宁、江苏、浙江、福建，中部的湖北等省，省级以下没搞分税制，而是维持着传统体制下的一种典型的总额分成制，其他地方则是按税种分成，总的看是五花八门，又复杂易变，讨价还价色彩很浓重。这带来一系列弊病，如果从制度机制成因来说，这跟基层的财政困难、隐性负债有关，也和土地财政的短期行为有关。
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推进深化改革，完善分税制，使它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在省以下能够落地。这是我认为必须强调的一个改革大方向。特别是在省以下把改革成果落地，这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大方向。
向公共财政转型：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
观察者网：现在中央提出要扩大内需促销费，很多学者提出，关键就是财政支出要向家庭福利方面转型。有学者做了国际比较，我们的国民收入一次分配中居民部门的比例相对是比较低的。您怎么看？
贾康：传统体制下，我们的生产建设性投资的比重较高，之后向公共财政的转型是明确被纳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的，并且也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从1998年开始，相关文件要求建立公共财政，自然就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民生相关的公共福利支出当中。
科教文卫的基本保障、弱势群体的抚恤救济，以及更广义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都是公共财政概念下特别重视做出的支持努力，但还存在明显缺憾。
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例，现在进入城市的稳定常住人口中，将近3亿人被称为“农民工及其家属”。这些人在城里居住、生活、工作了很多年，但是拿不到城市户口，那么在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这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对他们就没有均等化。
2023年在财政压力大的情况下，民生支出仍有较大增长新华网
国际对比来说，虽然一些具体数据的统计口径并不相同，但是从基本特征来看，得承认所谓的西方经济体，包括日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发展水平是比我们更高的。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我们既要借鉴国际经验，增加民众福祉，同时又要避免落入追赶型后发经济体的福利主义陷阱。这方面的国际经验非常明确——那就是需要扩大直接税，随发展做好抽肥补瘦的调节。而这恰恰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一个重要问题。
同时我们的财政支出方面，需要更多向公共工程倾斜，往基础设施、国家安全、减灾防灾等相关建设事项上发力，这既是优化结构，也是改进民生。
比如说减灾防灾，前几个月由于大雨台风的影响，地方上的涝灾很多。那么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有政府长期投资支持建设海绵城市，而且一定要配套建地下综合管廊。我们在这方面的生产要素都不缺，我们有钢材、有水泥、有劳动力、有技术力量，也有管理能力。我们现在在世界上被称为基建狂魔，动用这些可用的要素，就是政府以财政支出安排改进民生、更好发挥作用的一个具体例子。
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之下，这样的政府投资不会挤出民间资本，相反可以给民间资本提振信心，这就是反周期调节。在整个经济景气回升以后，政府可以适当减少投资的力度。
观察者网：您刚才通过西方福利国家的例子重点谈了维持经济景气、民生支出和政府投资的问题，但像您说的，中国自身的国情之下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也就是，您说的“减少税收”“增加公共福利支出”和“控制政府债务及赤字水平”是财政分配三元悖论的“不可能三角”。那么，在当前地方财政压力比较大的情况，我们如何破局？
贾康：无论是减税、控制举债规模抑或是改善公共福利，大家都会拥护，但这三项同时来做，是不可能一起实现的。如果要增加公共福利支出，这跟减税就形成了一种对冲式制约关系。如果坚持减税同时又坚持提升公共福利支出，则肯定会增加公共负债。
中国要承认，减税降负得坚持，同时必须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这是一个慢变量。相对快的变量是什么？就是增加公共部门负债。这样才能比较好地增进和维护公共福利，改善民生。现阶段在政府负债方面，我们仍然有空间。怎么把这个空间用好，体现在可强调的政策工具里，需要更多使用的是中央层级的国债、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以及把特别国债地方化的地方专项债等。
破解财税体制改革：房产税征收仍然不具备时机条件
观察者网：如果要继续深化分税制改革，缓解地方事权大于财权的矛盾和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具体的措施比如说要在保有环节推房地产税。您和其他专家一直在呼吁，但是至今提了10多年了，为什么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难在哪里？有人说，当前的房地产软着陆已经基本实现，未来存量房交易占主要部分的时候，是不是推出房地产税的时机就成熟了？
贾康：实际已经不止10多年了，20多年前我们就在呼吁，本世纪初的时候，中央就曾经有部署，当时叫物业税“模拟空转”改革试点。
那时候的物业税指的就是住宅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由财政部门、房产部门以及土地管理部门共同参与，先在试点地区采集掌握所有住宅和其他的不动产信息，然后进行模拟空转。后来真正付诸实施的是上海和重庆两地的房产税改革试点。
1986年全国人大对国务院有一个授权，即国务院可以根据已有的房产税立法，制定执行方面的操作细则。于是，国务院就凭借授权，同意把原来只对经营性房产征的房产税，于上海、重庆两地扩大其征收范围，来包括一部分住宅即消费型房产。
2011年在上海和重庆两地开始试点的房地产税细则毕马威中国快讯
这两个试点也有区别，上海是只动增量不动存量，重庆是动了最高端的存量。之后中央提出房地产税在国家立法层面要积极稳妥推进，就是必须在上海、重庆两地试点的基础之上，扩大试点范围，即2021年8月之后所说的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扩围。
但是，2021年接近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后，面对中国经济三重压力的问题，中央明确指出凡是收缩性的政策都得审慎。而房地产税试点扩围显然是收缩性的，所以它的出台一直延续着等待的状态。应该讲，在当前经济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推出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扩围仍然不具备时机条件。
扩大直接税，财税体制深化改革的攻坚
观察者网：前面您提到经济行稳致远，破解财政体制改革难题，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是要扩大直接税，除了房地产税，还可以在哪些税种上突围？
贾康：我们作为自然人的公民，有直接影响的就是个人所得税。但是广义地说，所有社会成员都要消费，其实消费品里已经含税了。然而直接税概念更加清晰，缴纳了个人所得税之后，税负是不可能再转嫁到其他地方去的，谁交谁承担，所以称为直接税。
对个人所得税，大家最关心的是起征点的问题，后面超额累进的税率从3%到45%不等。直接税的调节显然是先“抽肥”，就是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成员要给国库多做贡献，国库拿了钱，再去支持弱势群体发放低保，以及发放救济抚恤做“补瘦”。这样一种再分配机制下，实际上就产生了促进共同富裕的功能作用。这种直接税在中国还要进一步优化，可讨论的问题不少，这里先不展开说。
另外一个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房地产税，是跟地方税体系建设、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打造和促进共同富裕等息息相关的又一种直接税。
还有一个是中央过去提到要研究开征的遗产和赠与税，目前还没有看到进一步明确的中央部署，这也是一种具有共同富裕功能的直接税。总体看，健全直接税而逐步提高其比重，是我国财政改革与配套改革的一项“攻坚克难”任务。
观察者网：这次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未来我们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很多意见。财税体制改革很复杂，您认为接下来有哪些突破点？
贾康：从现在中央的部署来说，虽然文件里并不直接讲分税制，也不直接讲地方税体系，但是可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围绕以下三大任务的。
第一是预算改革，即如何让预算在绩效方面配上更多的改革和优化，来达到更高水平。
第二是税制改革，这跟地方税体系建设相关。目前也存在一些需要解燃眉之急的问题，比如说消费税原属于中央税，能不能把其中的一部分征收环节后移，交给地方？个人所得税怎么优化？文件里也明确地有一些原则性的要求。
第三就是理顺中央和地方的体制关系，这里边涉及共享税分配的比例，特别是事权和财权的相互关系必须做优化安排。从合理性上来说，一些应由中央去行使的事权，要考虑上收，这样在地方增加可用财力的同时，又可以减少一些支出压力。一些属于中央事权但需要地方代行的，不能再要求地方做配套资金，要由中央转移支付安排资金去履行，这都是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知道，不是说这次三中全会之后，财税改革就能够一步到位。可以做的事情，中央都已经一一在文件中罗列。如果合计三中全会文件中全部涉及的可操作性改革事项，要达到300多项，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到财税。
所以，我们期待中国财政体制改革，能够依照中央部署有条不紊进一步深化，继续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