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全球经济版图中，一些国家长期陷入发展困境，经济滞后与制度低效似乎成了难以摆脱的枷锁。这一谜题由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以“路径依赖”理论揭开，并因此成就了他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辉煌。
“路径依赖”理论揭示了事物一旦进入某种发展轨迹，便可能对其产生强烈依赖。正如物理世界中的报酬递增与自我强化机制，经济体一旦踏上某条路径，后续的发展便可能在这条路径上不断自我强化。
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的兴衰史，便是对“路径依赖”理论的生动诠释，尤其在医药行业内备受瞩目。吉利德的发展历程犹如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其成长轨迹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初创期（1987年至2000年）、发展期（2001年至2013年）、扩展期（2014年至2018年）及调整期（2019年至今）。每个阶段的转折，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并购和战略调整。
吉利德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逐步成长为国际制药巨头，其秘诀在于激进的并购策略。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激进的并购同样让吉利德在肿瘤药物领域迷失方向，尽管投入巨大，但回报甚微。
回顾吉利德的崛起之路，其真正的转折点并非并购本身，而是“灵魂人物”约翰·马丁（John C. Martin）的加入与领导。马丁的加入，为吉利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马丁的掌舵下，吉利德从一家资源匮乏的初创公司，成长为全球领先的抗病毒药企。
上世纪80年代，生物技术在美国蓬勃发展，吉利德正是在这股浪潮中应运而生。然而，初创期的吉利德资源匮乏，仅有6名员工，且无一顶级科学家。为了生存，吉利德不得不承接药企的外包研发工作。直到1990年，马丁的加入，才为吉利德带来了转机。
马丁曾在BMS公司从事多年抗病毒研发，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在马丁的领导下，吉利德很快与捷克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展开合作，获得了一系列核苷酸化合物的权益，这些化合物正是吉利德日后崛起的关键。
1996年，马丁正式出任吉利德CEO，并立即进行战略转型。尽管吉利德的首款产品Vistide销售不佳，但马丁并未动摇在抗病毒领域的信念。随着一份来自加州大学的研究数据证实替诺福韦的抗HIV作用，吉利德开始全面聚焦HIV药物。通过酯化替诺福韦分子，吉利德成功推出Viread，并迅速成为爆款药物。
此后，吉利德在HIV药物领域持续迭代，推出了多款鸡尾酒疗法，包括Truvada、Atripla等，这些产品不仅降低了人体内的病毒量，还能预防健康人群感染HIV。凭借这些产品，吉利德成功确立了抗HIV药物的王者地位。
在HIV药物取得巨大成功后，吉利德并未止步，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抗病毒市场。Viread在获批HIV适应症后，又获批了慢性乙型肝炎适应症，这进一步证明了HIV药物与抗病毒药物之间的协同性。
2011年，吉利德再次进行了一次“豪赌”式并购，耗资110亿美元收购了Pharmasset公司，获得了其在研的丙肝资产。这一并购迅速收到回报，Sovaldi成为现象级爆款药物，上市后的第一个完整年营收就突破了102亿美元。凭借Sovaldi的成功，吉利德在丙肝市场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在马丁退休后，吉利德的管理层开始寻求新的增长点，决定切入市场更加宽广的抗肿瘤赛道。然而，这一战略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吉利德在肿瘤赛道的并购虽然投入巨大，但回报却远未达到预期。无论是并购Kite Pharma获得的CAR-T平台，还是收购Forty Seven公司获得的CD47单抗药物Magrolimab，都未能达到预期的销售目标。
吉利德在肿瘤赛道的迷失，并非并购策略本身的问题，而是失去了“战略灵魂”马丁的领导。马丁在任期间，吉利德始终专注于抗病毒领域，通过深耕细作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在马丁退休后，吉利德的管理层开始偏离这一成功路径，盲目进入肿瘤赛道，导致战略失误。
吉利德的故事告诉我们，成功的企业需要明确的战略方向和坚定的执行力。在马丁的领导下，吉利德通过专注抗病毒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在马丁退休后，吉利德的管理层未能继续坚守这一成功路径，导致企业在肿瘤赛道迷失方向。这再次证明了“路径依赖”理论的重要性，一旦企业走上某条成功路径，就需要坚定地走下去，不断自我强化，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