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梅赛德斯-奔驰因一则关于员工遣散补偿的新闻引发了广泛关注。据报道，一位拥有30年工龄的中层管理人员，在月薪高达8万元的情况下，离职时将获得超过400万元的遣散费，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普通白领的十年总收入。然而，与此同时，奔驰车主们却正面临着一场维权困境。
上海松江的奔驰车主李先生遭遇便是其中的典型。2025年3月24日，他收到短信通知，得知购车的宝利德集团授权门店已停止服务。李先生所购买的GLC260L车型附带的“5年质保+3A3B保养套餐”中，剩余的服务因门店关闭而无法享用。尽管购车合同中明确标注了“厂家保养”，但奔驰客服却回应称，该套餐实际上是宝利德集团的“店内服务”，无法跨店使用。
李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杭州星宝行、长兴之星等宝利德旗下门店也同步关闭，众多车主反映购买的专项服务及维修基金均无法兑现。更令车主们气愤的是，奔驰官方与宝利德集团之间相互推诿责任。奔驰方面强调“经销商独立运营”，建议车主与宝利德协商；而宝利德集团的客服电话长期无人接听，部分门店甚至人去楼空。
事实上，奔驰所声称的“全国联保”实际上存在“官方”与“经销商定制”两类服务。后者因绑定特定集团，一旦经销商出现资金链断裂，消费者权益便无法得到保障。这种设计本质上将风险转嫁给了用户，而奔驰则以“反垄断法”为由拒绝承担兜底责任，这无疑暴露了品牌责任的缺失。
宝利德集团作为此次事件的关键角色，其背景也不容忽视。作为中国豪华车零售的巨头，宝利德集团曾代理近40个品牌，服务超60万高端用户。然而，2024年其资金链出现危机，网上早有传闻称宝利德集团拖欠供应商款项。尽管在危机爆发前，宝利德仍向车主承诺“无风险”，但最终还是于2025年3月突然闭店，导致大量消费者陷入维权困境。
深入分析这一事件，不难发现，奔驰的长期依赖经销商网络扩张策略，却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近年来，奔驰经销商数量居高不下，导致单店盈利压力剧增。为了缓解成本压力，奔驰自2025年起推进“网络优化”，关闭低效门店，但并未同步完善用户权益保障体系，最终将矛盾转嫁给了消费者。
奔驰在华的困境并非偶然。2024年财报显示，其净利润同比暴跌28.4%，中国作为其最大单一市场，销量下滑7.3%，纯电车型交付量更是骤降23%。其中，奔驰EQ系列因定价过高、产品力不足而饱受诟病。以EQB为例，即便进行五折促销，仍难以与国产新势力品牌竞争。相比之下，问界、理想等品牌通过800V超充、城市NOA智驾等技术重塑了豪华标准，而奔驰却仍固守三年小改款的传统节奏，智能化进展缓慢。
面对困境，奔驰启动了“双重策略”。一方面，全球裁员3万人以节省50亿欧元成本；另一方面，宣布未来几年在华投入140亿元加速电动化转型。裁员主要集中在行政与销售岗位，而技术研发团队得以保留，显示出奔驰试图平衡短期降本与长期转型的需求。奔驰计划推出基于MMA平台的全新纯电CLA，并投产长轴距GLE SUV等7款中国专属车型。
然而，这些举措能否改变用户对奔驰的传统豪华印象，仍需时间验证。在这场汽车产业的变革中，奔驰的危机本质上是传统豪华品牌在面对产业革命时的适应性困境。从车主维权无门到经销商暴雷，从销量下滑到裁员风波，每一环节都暴露了奔驰在体系化能力上的短板。若不能从根本上重构用户服务机制、加速技术迭代并重塑品牌价值，仅靠“裁员省钱+投资续命”的策略，奔驰在中国市场的豪华地位或将加速动摇。
